历史上最大的商业间谍，对中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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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武夷山，感触颇多。大家都知道，武夷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红茶产地之一。在那里，我联想到了一个话题，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撬动清朝外交的三种植物。红茶是其中之一，另外两种是鸦片和大黄。
谈到外交，尤其是清朝后期与列强的交涉与战争，我相信大家在课堂上已经听过很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从物种交换、从植物的视角，来看那个时代的特点。
首先说说鸦片。鸦片对中国人的残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很清楚。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网络上有些人很有意思，一谈起国际关系，就追求一个 “爽” 字。他们会说：“你们知道吗？清朝被英国的鸦片害惨了，但清朝也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鸦片战争后，我们也开始种鸦片，而且质量好、价格低，还出口到英国本土，搞得英国人不得不禁烟。由此可见，大清很牛叉。” 大致就是这种说法。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确实开始自己种植鸦片。
其次，清朝的鸦片有没有返销到英国本土呢？可以这样说：也许有零星流入，但总体上，清朝的鸦片并没有大规模进入英国本土，英国本土消费的鸦片主要也不是中国生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清华大学仲伟民先生的《19 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而实际上，中国农民悄悄地自己种鸦片这个事，是始于19世纪20年代。但是由于那阵清政府禁烟的态度是比较明确，所以说都是偷偷摸摸地种。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对农民种植罂粟采取了默认态度。例如，光绪年间《东华续录》卷九十八记载：“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 这表明地方官吏发现鸦片利润丰厚，便听之任之。
《东华续录》卷九十八
结果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同时提炼技术不断提高，经验日益丰富。后来中国的鸦片确实实现了出口，并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正如前面所说，英国本土消费的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和土耳其。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中提到：
《鸦片史》
因此，所谓 “中国人反其道而行之，清政府反向向英国输入鸦片并冲击英国市场” 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咱们这么说吧：看待外交问题，不能只追求一个 “爽” 字。即便退一万步，假设清朝种植的鸦片真的冲击了英国市场，让英国人也尝到了苦头，那我要问一句：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除了一时的 “爽” 之外，带来的灾害是不是更大？
要知道，当时广泛种植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第一，禁烟政策彻底化为泡影；
第二，广泛种植鸦片，尤其是国产鸦片质量好而且还价格低，结果就造成了全国吸毒的人士日渐增加；
第三，抢占良田。
1870 年代，中国很多地方发生旱灾，饿死了大量人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存粮，而没有存粮的原因，正是前几年大量种植罂粟。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比如小说《白鹿原》中描绘的 “民国十八年馑”，在历史上真实存在，陕西受害尤为严重，死亡人数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陕西在灾前大规模种植罂粟。结果是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粮食。一旦饥荒来临，又因当时铁路尚未修到陕西，外地粮食无法及时运入。
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自己种植鸦片，对我们来说完全是 “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鸦片问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 这是新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
因此，我们不应该追求所谓的 “爽”，这种做法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呢？
第二个要谈的植物是大黄。这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也暴露了他们在外交上的一些荒唐举措。
清政府曾一度认为：中国生产的茶叶和大黄是外国人不可或缺的东西，离开它们就会必死无疑。因此，这两样物产成了牵制外敌、开展外交的 “有力武器”—— 只要禁运，外国人就会不战而败。
这种观念早在清代中期就已出现，尤其在乾隆时期更为盛行。当时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时，赵翼曾说：“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 乾隆年间，因与俄罗斯在外交上发生冲突，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恰克图口岸 —— 这是俄罗斯当时主要的对华贸易通道。他认为只要 “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结果对方果然求和。
《檐曝杂记》
这件事让清政府产生了错觉：大黄果然是制敌利器。他们甚至产生了更多幻想。例如，乾隆四十三年的《西域闻见录》称，中亚人 “若经年不服大黄则必死”。
就连林则徐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认知。他在给英国的外交信件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 并威胁道：“若禁止出口，夷人何以为生？”
琦善也曾上奏道光皇帝：“夷人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即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
即便是 “睁眼看世界” 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持类似观点，称 “葡萄亚、荷兰、吕宋、弥利坚等国，皆仰我茶黄”，甚至说 “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
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在清朝向外国出口大黄之前，这些外国人是怎么活下来的？显然，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要是没有这个盲目自信的话，清朝也就不会有一系列的失败。
实际上，大黄在外国确实有销路，但并不意味着外国人离了它就活不下去。大黄药性强烈，被称为 “虎狼之药”，主要用于治疗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效果显著。但它绝非不可替代的救命之物。
欧洲人购买大黄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入药；二是作为工业染料。由于商业需求较大，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销量确实可观。
然而，禁止大黄出口真的能让外国人俯首帖耳吗？事实证明，根本不能。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台湾学者张哲嘉的《大黄迷思 —— 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以及大陆学者林日杖的《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林日杖指出：俄罗斯之所以因恰克图口岸被禁而向清政府服软，是因为该口岸贸易在其外贸中占比巨大，他们舍不得失去这笔利润，而非因为缺乏大黄。
此外，乾隆五十七年，英法美等国商人也曾联合呼吁清政府解除大黄出口禁令，并声称 “货物内大黄一项实系各国治病要药”，暗示没有大黄就无法生存。
这似乎印证了清朝人的看法，但林日杖认为，这不过是外国商人的策略，顺着清政府的错误认知说话，目的只是为了促使开禁。至于大黄实际用途如何，他们并不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商人为俄罗斯说好话还有另一层原因：俄罗斯原本通过陆路与中国贸易，恰克图被禁后，可能转向海上贸易。这会分走英美商人的市场份额，所以他们宁愿一起向清政府施压，促成全面开禁。
因此，林日杖指出，“大黄为各国治病之要药” 不过是外国商人的借口。
鸦片战争后，当清王朝与英法全面开战时，禁运大黄的政策完全失效。这充分证明了 “大黄制夷” 不过是清政府的一厢情愿。
这就反映出清王朝那阵脑子里总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撬动清朝外交的第三种植物：茶叶。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也译作罗伯特・福特尼或罗伯特・福钧。我们这里统一称他为福特尼。
关于他的问题，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茶叶大盗》。
福特尼是英国的园艺家、植物学家，同时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间谍之一。对中国而言，他的影响深远。他将武夷山优质红茶引入印度，并在喜马拉雅山麓种植成功，这直接抢占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茶叶份额，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曾两次来华，时间恰好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外国人虽已获准进入中国，但主要活动范围仅限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福特尼却另辟蹊径，为了寻找优质茶种，他乔装成来自中亚的清朝 “巴图鲁”，买通会外语的中国人作随从，假扮成中国人深入内地。他先到安徽，后又来到武夷山，在这里如获至宝 。当他发现武夷山红茶品质极佳，于是萌生了将其盗出中国的念头。
经过数年努力，他不择手段，最终成功将中国茶种偷运出境，因此被称为 “茶叶大盗”。
福特尼的中国之行在历史上产生了几个重要影响：
首先，他向欧美世界证实了红茶和绿茶源自同一种植物，只是制作工艺不同。这一发现推翻了以林奈为代表的欧洲植物学家长期坚持的 “红茶和绿茶是两种不同植物” 的观点。
正如他在书中所述：“一些人断言红茶和绿茶源于同一种类，颜色差异只是加工方式不同所致；另一些人则宣称绿茶采自普通茶树，而红茶来自一种被植物学家称为‘武夷茶树’的植物。”
福特尼的武夷山之行彻底终结了这一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红茶和绿茶确实来自同一种茶树，区别仅在于加工工艺，例如红茶经过全发酵处理。
第二个影响，也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他盗窃了我们的武夷山茶种！
这里要提到一个关键发明：当时远洋运输植物和种子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交给福特尼的任务，就是将中国的茶树或茶种偷运到印度，因为他们发现喜马拉雅山麓非常适合种茶。
在此之前，英国人曾从中国广东引进过一些茶种，还招募了几位制茶工人，但生产出的茶叶品质相当粗劣。因此，寻找优质茶种和技术精湛的制茶师傅，就成了福特尼的重要使命。
问题是：如何克服长途运输的时间挑战，让茶树和茶种健康地抵达喜马拉雅山？
这时，“沃德箱” 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箱子由英国医生沃德于 1830 年发明。他发现，如果用玻璃制作一个密闭小盒，盒内铺上土壤并种植植物，这些植物可以长时间存活，而且不受海上含盐海风的影响。白天，植物利用土壤中的湿气和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夜晚释放氧气，水汽凝结在玻璃壁上，再渗入土壤重新供给植物。植物在沃德箱中几乎不生长，或生长非常缓慢，但可以长期存活。
福特尼决定采用这种方法运输茶树。他选择了根插法繁殖茶苗（种植茶树通常用茶籽或根插法），将茶苗放入多个沃德箱中，通过海路运抵印度，再转运至喜马拉雅山。
沃德箱
第一次运输过程中，出现了一个 “卧龙” 式人物：印度植物学家詹姆森。这种人在职场上也很常见：极度自负，毫无根据地自信；对学术动态和最新成果漠不关心，一味依赖老经验。更气人的是，你跟他沟通时，他表面在听，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说了也白说。詹姆森就是这样的人。
他狂妄自大，根本不了解沃德箱的作用。接到第一批用沃德箱运来的茶苗后，在运往喜马拉雅山的陆路途中，他竟然下令全部打开箱子，还给茶苗浇水，甚至编写了操作手册，规定工人每天要浇几次水！
你这胡搞嘛！茶树它有一个特点：茶茶树虽然喜欢湿润环境，但不能过湿，尤其不能让根部长期浸泡在水中，否则极易死亡。武夷山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顶级红茶产地，正是因为那里日照适中，终日云雾缭绕，降雨多为毛毛细雨而非暴雨 —— 这种环境特别适合娇贵的茶苗生长。按理说喜马拉雅山南麓也适合种茶，但詹姆森这个 “卧龙” 不懂沃德箱的基本原理，结果几乎所有茶苗都死了。
后来福特尼在中国接到了印度人的来信之后，简直是五雷轰顶一般。最后他把沃德箱的工作原理复制了好几份文件，寄给了东印度公司的若干个高管，其中包括詹姆森，意思是你好好看看：沃德箱是干啥的？你还打开浇水！
他最后采取一个新办法：他把茶种种在沃德箱的土壤里面，让它这一路缓慢而安全地发芽，然后成长。他又写信给詹姆森等人，告诉他们：你们别再给我耍二！别再给我打开沃德箱！
这次他们终于听从劝告，运输获得了成功。存活的茶苗数量相当可观。
福特尼成功了，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这些殖民主义者到处掠夺，土地、原料、资源、人口，甚至文物。茶叶只是他们掠夺的众多物资之一，但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却极为深远。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茶叶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英国人酷爱喝茶，这使得他们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结果，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还不够，又来这么一个 “茶叶大盗”，抢走了中国在国际茶叶市场的巨大份额。印度茶、斯里兰卡茶至今仍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红茶。追根溯源，都要回到这次 “茶叶大盗中国之行”。
因此，我们看待历史的视角可以多种多样。如果要理解 19 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史，植物也是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从茶叶、鸦片、大黄的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个年代中国命运的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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