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未统一中国，汉武亦未独尊儒术，二者皆民国臆造
壹
中学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两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并未真实发生，也为民国前的史书所无，而是民国的历史学者们，在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误导下，对中国历史进行扭曲和臆造式重构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日本最危害中国的，并非甲午和侵华战争，而是两场战争之间的文化入侵：明治维新文化大肆地、系统性地进入中国。在学术领域，不仅摧毁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用西式学术体系取而代之，而且摧毁中国的文化自信。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入侵，肇始于甲午战败，鼎盛于侵华前的民国上半期。事实上，民国时代的开启，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同时又将其推向高潮。无论民国的革命领导者，还是文化领导者，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点，此前都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文化的熏染。
所谓的民国新文化，实际就是从日本学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们，运到中国的明治维新文化。明治维新文化究其本质，就是加上日本特色的，西方中心主义加教条主义的现代西方文化。
明治维新文化的坏，不仅坏在现代西方文化所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更坏在其日本特色。这个日本特色，就是当时日本人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落后，而西方先进，需要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利于系统性地引入西方文化。
而不幸的是，中国儒家思想也位居当时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至少形式上如此，也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家”们认为如此。于是他们就把日本社会所特殊的专制和愚昧，嫁祸到儒家头上，开始大肆地、系统性攻击和否定儒家，进而攻击和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然，这种攻击和否定也是建立在他们对儒家，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肤浅和扭曲的认知之上。
尽管日本学儒家学了1000年，但因为缺失相应的现实和实践土壤，而只能根据日本现实，做出日本式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坐井观天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当然也是扭曲错误的。日本自身缺失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的文化底蕴和胸怀气度。
概而言之，面对西方，日本嚷嚷着要文化自宫，中国却跟着躺枪。这就是明治维新文化中的日本特色。而年幼无知再加上国难当头的急迫，让甲午后，尤其是戊戌后前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们，错误地认为当时日本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甚至也主张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搞文化自宫。他们不但不认为日本人对儒家和中国历史的否定是错误的，而且认为无比正确，并踊跃加入其中。
于是，学成回国后，他们将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的观念带回中国。大搞废止读经和彻底否定儒家，并拉抬作为儒家对手的墨家和法家。然后按照被认为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明治维新标准，肆意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篡改和重构。
民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扭曲性重构是系统性的，可以统称为“民国伪史”，秦皇统一中国和汉武独尊儒术只是民国伪史大海之两滴。
遗憾的是，这些民国伪史不仅在当时建立了强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之中国。它们被当作历史真实，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教材，一代一代地向孩子们灌输、洗脑。
进一步看，在民国时期，基于明治维新文化所建立的民国学术体系，包含着诸多错误的民国教条。这些民国教条，在当下的中国依然被当作神圣真理，而迷信地信奉。他们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思维桎梏，让很多深陷其中的国人生活于信息茧房之中，无法实事求是地正确认知当下中国之真实和世界之真实。
贰
从西汉至晚清，中国对秦朝、秦始皇的传统认知是批评的、否定的。西汉初早期的，陆贾、贾谊二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清末的谭嗣同则是其最后余绪。
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这个道理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这个说法的发明人，就是西汉初年的陆贾。更不知的是，这里边也包含着对秦始皇的评价。
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的重要谋士之一，辩才极佳，早年常充当说客、大使的角色。刘邦登基之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引用《诗经》、《尚书》中的语句，这让他大为不悦。
刘邦这个人，重践行，轻读书，对当时的俗儒更是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居然摘掉一位儒者的帽子，尿在里边。所以，他怒斥陆贾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你老子我是靠马上的打拼才取得的天下，别拿《诗经》《尚书》这些破玩意烦我。”
陆贾马上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接下来的理由，则让刘邦大为触动。
“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始皇姓嬴氏赵）。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区分了得天下、取天下，和守天下两种状态。认为在这两种状态下，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当状态发生改变时，策略必须调整和切换，否则就会亡国。取天下要靠“逆”、“武”、“刑法”，而守天下则要靠“顺”、“文”、“仁义”。
陆贾指出，秦朝之所以在“并天下”仅维持了14年就崩溃了，根源就在于，在由取天下转为守天下时，没有和无法进行策略的切换，只能逆而不能顺，只能武而不能文，只能刑法而不能仁义。
“逆”就不讲理，只讲从实力地位出发。“顺”就是讲理，不仗势欺人。“刑法”就是基于暴力的法家专制，“仁义”就是基于义理的仁政。
真正刺激刘邦的是这句话：“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如果秦始皇在消灭六国之后，完成取天下任务，而由取转守之后，能够进行策略换档，由刑法档换成仁义档，哪还有你刘邦什么事，继续当你的乡村亭长吧。
刘邦尽管不喜读书，但领悟能力绝对一流。这几句话让他脊背发凉，傲慢和怒气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求知欲。于是马上改口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让陆贾写个汇报材料，总结秦何以失天下，刘邦何以得之，以及古代国家的成败之道。
于是，陆贾就回去连写了十二篇，每写好一篇都会给刘邦在朝廷之上进行汇报讲解，篇篇都让他很满意，群臣也都竖大拇指。后来，这十二篇报告，也是十二篇讲义，编成了一本书，名曰《新语》，并流传至今。
被民国历史学家称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件，在陆贾眼中，不过是取天下，或者“并天下”，使用的策略是“逆”、“武”、“刑法”，这些东西背离中国固有的仁义，不可持续。
取天下、并天下只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还缺了一个策略的调整和换档。
事实上，在陆贾以及西汉人眼中，完成并天下的秦朝，因为没有向仁义换档，是非法的、临时的，不仅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反而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障碍，需要消灭和清除之。
“一”字有统一之义，而且是基于仁义、义理的统一。
战国时期，有人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天下怎么才能结束混战，实现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要靠统一才能安定。那人接着问：“孰能一之”，谁能统一中国。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在视生命为草芥的战国时代，“不嗜杀人”一足以可以代表仁义了。
所以，以孟子的标准看，秦始皇并天下，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而恰恰是对统一中国的背离。孟子的标准也中国所固有的传统标准。陆贾正是依据这个标准来评价秦朝的，后来稍晚的贾谊也是。
叁
比较讽刺和滑稽的是，贾谊的《过秦论》和秦始皇统一中国说都被选入了中学教材，两者实际上相互矛盾，不可共存。这说明着当下中国学术和教育体系中的逻辑混乱。
贾谊在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期间为官，他对秦朝的认知和评价，比陆贾名气和影响更大，也更具代表性。当然，他实际上也受到了陆贾的影响，属于青出蓝而胜于蓝。只是令人惋惜的是，贾谊活的太短了，年仅32岁就忧郁去世了。
《过秦论》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司马迁在写秦始皇本纪时，在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直接大篇幅地进行引用。事实上，后人也正是通过《史记》而最先知道《过秦论》的。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观点高度认同。
其实，在核心观点上，贾谊和陆贾是一致的，都是认为，秦朝的问题在于当由取转守，由马上转为马下时，无法进行相应的策略换挡。只是贾谊的论述，更深入、更细腻，也更尖锐。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想必大家都会背诵“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但是能真正理解的并不多。
当兼并六国之后，秦朝就结束了取天下的任务，而转向守天下，这就是“攻守之势异也”。当攻守发生变化时，其策略必须随之调整，由原来的“仁义不施”模式，转向仁义模式。但秦朝却不做调整，而继续“仁义不施”。
以前秦是取天下者，是攻击者，当他在兼并六国取得天下后，仍继续“仁义不施”时，就惹毛了六国的农民，愤而起义，成为新的取天下者，新的攻击者。秦朝反而成为被取天下得对象，成为攻击对象。这是攻守异势的第二层含义。
秦国取天下时，它的对手是六国的贵族，现在它被取天下时，对手已经变成六国人民。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远比贵族大的多。
秦始皇至死都没意识到，他在消灭六国贵族这个敌人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大的新敌人：六国人民。
当然，六国人民本来也可以不成为秦朝敌人的，只要他们能实现策略的切换，由昔日的秦国的刑法模式，转向中国所固有的仁义模式。唯有仁义才能得中国民心，得民心才能真正得天下。可惜他对这个中国固有传统无法理解和不屑一顾。
因此在贾谊看来，秦朝压根就是一个抛弃中国传统，背离义理，鱼肉人民的非法暴政集团，秦始皇就是一个恶霸头子。
他痛斥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关于攻守易势后的策略调整，他也是再次强调，给出更详细的论证。
“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兼并-安危”是对陆贾马上-马下两种状态的再补充。“兼并”就是马上，“安危”就是马下。安是动词，安危就是消除危害，转危为安。“顺权”就是顺应民心、义理，对策略要及时调整权变。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再次强调，取守应该有两条道，取有取之道，守有守之道。“离战国”是取，然后应该是“王天下”是守。但是，秦国却只有一条道，只有取之道，而无守之道，“孤独而有之”。无法随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策略，故其亡立待。
然后，贾谊再用反证法再证一遍。
“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如果秦始皇能够喜欢讨论中国的上古历史，借鉴商朝和周朝的治理经验，即便后来出现无能的继承者，也不会出现朝廷崩溃。夏商周三代的古圣王，他们能够统一天下，功业长久，受到人民称颂，说明他们的基于仁义的治理模式是伟大而合理的。
肆
我们可以看到，陆贾和贾谊对秦朝的评论中，还存在两个共性。一是，背离中国传统。二是，只以“兼并”、“并”称之，而不以“一”称之。即秦始皇只是“并天下”，而并未“一天下”。秦始皇和秦国，只拥有并天下的、却天下的马上实力，而缺失一天下、守天下的马下实力。
在指责秦朝背离中国固有传统上，陆贾的用词是，秦朝不能“行仁义，法先圣”。贾谊的则是，秦朝无法“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
实际上，秦始皇和秦朝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去学习和继承，反而非常敌视和憎恶，而有意去破坏之。就是贾谊所说的“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焚文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秦朝不仅把中国的史书和易经外的儒家经典全部烧掉，而且还搞出了一个“挟书令”，禁止百姓藏书，违者重刑。
所以，秦国和东方六国之战，以及随后的秦朝农民起义，绝非简单的利益之争，还有深层的文化之争，即华夷之辩、夷夏之防。秦国和东方六国间完全是两个文化。东方六国是继承和尊重中国固有传统的华夏，秦国则是背离和敌视中国传统的蛮夷，更精确地说，是西戎。
同样儒法之争也绝非单纯的思想流派之争，也包含着文化之争和夷夏之防。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在专文详述。
概而言之，有着深厚西戎传统的秦国，因为缺失华夏义理文化传统，所以，与春秋时在中国突然出现的法家思想高度相容。而东方六国，因为拥有深厚的华裔义理传统，而与法家不相容，相排斥。这是秦国得以强势崛起，并最终消灭东方六国的深层文化根源。
但是，让秦国人至死都想不明白，甚至压根就没想到的是，他们消灭六国的同时，也在消灭着自身。因为消灭六国只是消灭战国时期六国的贵族统治，这样以来，他们将直接面对六国的人民。而华夏义理文化的基石在人民，不在贵族。人民的义理属性远比贵族为高。
当秦朝企图在六国人民中推行法家暴政时，法家专制和义理文化的矛盾也就被激化了，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秦朝的农民起义，事实上也是仁义模式与刑法模式之争，是实践版的儒法之争。儒法之争则是学术版的农民起义。
陆贾和贾谊都认为，秦朝存在着能力缺失的。本来有两个模式，和两套策略。而秦国却只有一套，少了一套。只有适用于马上状态的刑法模式，而缺失适用于马下状态的仁义模式。而仁义模式缺失又根源于秦国在文化传统上属于西戎，而不属于华夏。
也就是说，秦国压根就不具备统一中国和治理中国的能力，而只具备在武力上消灭六国，兼并天下的能力。
所以，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西汉人，事实上是不承认秦朝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认为它是一个临时的、必然被消灭的非法政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就称其不上一个朝代。既不被人民接受和认可，存在的时间又短，仅仅维持了14年。
所以，西汉人只用“并”“兼并”，甚至“初并”这样词来指称秦国战胜消灭六国而取天下的行为。
具体说来，陆贾的用语是“已并天下”，贾谊的用语是“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用语是“初并天下”，加个初字更强调秦朝的临时性。与此对照的是，“天下定于汉”。
贾谊更是直接指出“夫兼并者高诈力”，因此，在西汉时期兼并实为贬义词。董仲舒在痛斥西汉的大豪强大肆收购和垄断土地时，也使用了兼并一词。后来，也直接使用“兼并之家”来称呼那些大搞土地兼并的豪强。
所以，当说秦朝“并天下”时，是暗含贬义和指责的。但是，遗憾的是，到了民国时期，反而将“兼并”升级美化成统一。并进而虚构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说法，极大误导了很多国人。让他们错误地认为，在秦始皇之前，中国从来就没统一过，正是秦始皇将统一的基因注入到中国文明之中。如果没有秦始皇，现在的中国就是欧洲的翻版。
殊不知，不仅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是统一的，即便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也是统一的。
如果把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透，就可以发现，统一是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之一。从文明伊始，中国就是统一的。而且中国固有的统一，是基于人心、义理的真正的良性稳定的统一。因为这种统一是以尊重和共识为基石。
而秦朝的兼并和法家专制，则只有基于武力的强制，而缺失尊重和共识，也就无法取得人民的认。不仅不是统一，而且是反统一的。秦始皇不是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统一的基因，而是企图破坏和消灭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真正的统一基因：仁义。
（未完待续，下篇着重讲汉武帝亦未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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