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原配独守空房68年，一生无儿无女，晚年郭每个月给她寄15元
1963年初冬的北京城已经飘起了细雪，张琼华拎着一只旧皮箱，第一次踏进前门火车站。她六十七岁，头发花白，脚上仍裹着早年留下的三寸弓鞋。车站候车室里暖气呼呼作响，她却显得局促——此行是应郭沫若之邀，短住几日，再回四川。张琼华并不想远游，可寄来的车票和亲笔信都已写明：“北京空气好，来看一看吧。”于是她来了。站在诗人的寓所门前，她犹豫片刻才敲门。门开的一瞬，只听郭沫若轻声说了一句：“嫂子，快进来，天冷。”这一声“嫂子”，既像歉疚，也像敷衍。屋内烧着煤炉，温度很高，张琼华却下意识蜷了肩，习惯了川南老宅的阴冷，骤然的热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她看到墙上一排排新出版的著作，看到落地窗边整齐的外文资料，还看到一张合影：郭沫若与于立群并肩而立，神情自若。她没多言，只把皮箱放在角落，随身带来的一袋腊肉和一盒豆豉递过去：“你爱吃的还在。”
北京短暂停留让她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洞房。1914年3月，宜宾老宅张灯结彩，十八岁的她端坐喜床，静候新郎。新郎只在烛光下掀了盖头，便匆匆拂袖而去。第二天，郭沫若留下一封便笺，连夜取道重庆，转船神户，远赴东京。桌上只剩一句话：“此身未由己。”张琼华不懂，也无处询问。郭家长辈简单解释：他要读书，她要守家。从此，一条长河将二人分开。
张琼华在郭家度过的头几年并不轻松。公公嗜烟，婆婆多病，田里欠收，账目总是捉襟见肘。村人背后指指点点：“读洋书的少爷，丢下新妇跑了。”她忍气吞声，田里施肥、灶前烧火、深夜熬汤，不敢稍懈。郭家旧宅原本仆人多，如今却只剩她一个。她曾试着给丈夫写信，写到“夫君万安”，笔尖忽然停住，纸面湿了一片，信还是寄了，却再无回音。
三年后她才收到第一封真正的来信，落款“沫若”。信中说，东京樱花盛开，他遇见一位名叫佐藤富子的姑娘，“志趣相投，相见恨晚”。张琼华看完信，手一抖，烛油淌下，浇在脚背上也没吭声。信里还说，他无法离婚，希望她谅解。她把信折好放进箱底，从此不再提起。守节这两个字，她没学过，却背得滚瓜烂熟。
1919年秋，她的婆婆去世。郭家族老屈指一算，张琼华进门不过五年，却里里外外操办得妥帖，便给她记下一笔“女功”。讽刺的是，这一年日本媒体报道“诗人郭沫若与安娜喜得麟儿”，四川乡亲照样跟着报喜：郭家添丁了。张琼华当晚将门窗关紧，脊背靠在木墙，一声不响坐到天亮。第二天她照样挑水做饭，没让邻里看出异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郭沫若已是文学新星。张琼华在老宅收到的新报纸，满版都是“《屈原》轰动大上海”“《女神》再版”。邻居好奇：“你真是郭太太？”她笑了笑：“算是。”那年，她刚过不惑，却皱纹深刻，面色蜡黄。没儿没女，村里编排她“克夫”，她也只低头做针线。公公逝世时，她以媳妇之礼执笔写祭文。族中长辈感慨：“此女苦啊。”可苦换不来转机，换不来自由。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自日本回国，经香港、西南，一路参加救亡活动，身边已经站着于立群。1938年春，郭沫若在重庆沙坪坝公开演讲，闭幕时远远望见一位瘦小老妇，神似旧日影子，却只是一瞬，就被人潮挤散。他没追。晚饭时，他对朋友低声说：“也许是看错了。”
真正的相见要到1946年。大后方的硝烟散去，郭沫若回自贡祭祖，携于立群同行。家族摆下长桌，张琼华坐在末席，默默端菜添茶。于立群敬酒时，郭沫若站起，面向张琼华深鞠一躬，说道：“三十年劳累，愧疚在心。”场面尴尬又庄重。有人说张琼华当时轻轻回了一句：“日子总要过。”声音很低，只有旁座听见。
进入新中国时代，郭沫若掌管文化、政协，日理万机。张琼华依然守着老宅。四川农村分配口粮，她却没有直系后人，配额最少。1960年冬麦歉收，实在无计，她托人写信北上。郭沫若回信附十五元，嘱咐“添置棉衣”。那十五元在当时能买二斤猪肉、五尺棉布，不算少，可也不多。此后他每月汇款一次，数额依物价增加，从十五元到二十五元。张琼华每次收款必复信，多是寒暄：“家里一切平安，不必挂念。”字迹越发颤抖，却极力保持端正。
晚年的张琼华身体日渐佝偻。1972年盛夏，她因风湿住进县人民医院。护士见她独自前来，问：“家属电话？”她摇头：“没有。”病房窗外知了声聒噪，她却常常出神，好像在看一幕过于漫长的戏。住院第十天，她对隔床老太轻声说：“我年轻时也穿过大红喜服。”老太没听清，她没再重复。
1973年年底，张琼华病逝，享年七十七岁。那天四川下了罕见的大雪，老宅的木门被寒风吹得吱呀作响。族亲将消息电告北京。郭沫若收到电报，沉默许久，只道：“办后事，棺椁从优。”随后汇去三百元丧葬费，又嘱人刻一块小碑，碑文寥寥数语：“琼华之墓，郭沫若敬立。”碑石静立于村外竹林，冬去春来，青苔慢慢爬满。
至此，世人都知：郭沫若的原配，守寡六十八年，无子无女，无怨无悔；晚年每月领十五元，终不过半生烟云。文学史写郭沫若多情、才情与豪情，但另一端，张琼华的一生则像被折起的书角，默然藏在页底，从未真正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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