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亓吕二姓不压吴”探究
在莱芜民间，“亓吕二姓不压吴”的说法流传数百年。论人口，亓姓、吕姓在莱芜历来是望族大姓，户数与人口远超吴姓；但论历史声望与文化影响力，为何人口更少的吴氏家族能“压过”两大姓氏？答案藏在明代莱芜科举与仕宦的脉络里——吴氏家族是莱芜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家族，以“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硬核成就，在明代奠定了远超亓、吕两姓的文化地位，成为莱芜地域史上不可撼动的科举望族。一、“不压吴”的核心：吴氏家族，明代莱芜科举的“破局者”
莱芜科举自明代起才有零星突破，而吴氏家族的崛起，彻底打破了当地“科场沉寂”的局面，成为第一个靠科举站稳脚跟的家族，这是“亓吕不压吴”的根本原因。据载，吴氏始祖于明朝洪武年间由河北枣强县迁至莱芜定居，逐步开启了家族的科举传奇。
（一）吴氏科举的“奠基者”：从举人与贡生开启文脉
吴氏家族的科举之路，早在明代中期便已起步，为后续“三进士”埋下伏笔：
- 吴江：吴氏四世祖，颜庄人，明天顺三年（1459年）己卯乡试举人，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会试副榜。授武乡训导，后升任河北省沧州盐山县教谕，任上以道德育人，朝夕讲学不倦，隆冬盛暑亦端服危坐。任满后因母老告归，卒后崇祀乡贤，成为邑内明代7位乡贤中的第一名。他是吴氏家族首位通过科举入仕者，将“读书科考”的理念植入家族基因，堪称吴氏科举的“开山之人”。
- 吴来朝：吴氏七世祖，虽未中举（以岁贡身份入仕），却是家族“科举火种”的关键传递者。他任山西荣河县知县时，首创“以工代赈”垦荒救民，离任时百姓为其立生祠；告老还乡后捐义田、办私塾，亲自教授族中子弟，为儿子吴鸿洙、吴鸿功，孙子吴暐的登科打下坚实基础，被《莱芜县志》称为“吴氏文教之祖”。
（二）“一门三进士”：明代莱芜科举的巅峰奇迹
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莱芜首位进士高朗之后，当地科举沉寂百余年，而吴氏家族以“三代三进士”的成绩，重新点亮莱芜科举版图，且每一位进士都创下地域纪录：
1. 吴鸿洙：吴来朝次子，吴氏八世，明万历七年（1579年）己卯科乡试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二甲进士。他是高朗之后莱芜第二位进士，更是明代莱芜唯一的二甲进士（明代进士分三甲，二甲为全国顶尖水平），彻底打破莱芜“百年科举空白”。历任工部主事、浙江兵备副使、山西布政司参政，以清廉刚正、抗击倭寇闻名，卒后崇祀乡贤。
2. 吴鸿功：吴来朝季子，吴氏八世，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科山东乡试解元（全省第一名，莱芜明清唯一解元），次年（1589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明代莱芜首位翰林）。他仅用两年从“乡试榜首”到“全国进士”，效率与成就均为明代莱芜考生之最，历任兵科给事中、山西提学副使、陕西布政司参政，以直言敢谏、整顿学风著称，崇祀乡贤。
3. 吴暐：吴鸿洙之子，吴氏九世，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乡试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以21岁之龄考中三甲进士（明代莱芜最年轻进士之一）。他与当时莱芜名士亓诗教同科登科，亓诗教登科时已42岁，二人虽同为“天子门生”，但吴暐的少年英才更显吴氏家族科举基因的强大。历任户部曹郎、陕西按察司副使，治绩卓著，获“恩封三世”荣誉，卒后由礼部尚书王铎撰写墓志，崇祀乡贤。
（三）“父子五登科”：五位举人的深厚根基
“登科”在古代涵盖举人、进士等功名，吴氏家族不仅有三位进士，更有五位核心成员考中举人，形成“父子五登科”的格局，科举覆盖面与传承力远超同期家族：
- 除吴鸿洙（万历七年举人）、吴鸿功（万历十六年举人）、吴暐（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三位“举人+进士”外，另有两位纯举人：
- 吴晖：吴来朝长子吴鸿渐之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壬子科乡试举人，与兄长吴曙同科登科，填补了吴氏长房在“举人”层面的空白。
- 吴曙：吴鸿渐之子、吴晖胞兄，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壬子科乡试举人，二人“兄弟同举”的事迹，成为当时莱芜科举圈的美谈，证明吴氏科举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形成稳定传承。
- 加上此前的举人吴江（天顺三年举人），吴氏家族在明代共有六位举人，“举人→进士”转化率高达50%（3人成进士），远超明代“举人考中进士不足10%”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科举密度，在莱芜明代历史上独一无二。
二、亓、吕二姓的明代短板：为何“压不过”吴氏？
“亓吕二姓不压吴”，并非亓、吕两姓无人才，而是在明代这一“吴氏崛起的关键期”，两姓的科举成就远不及吴氏——有明一朝，莱芜本土仅诞生两位进士、两位举人，且均出自亓氏，未形成家族性科举声势；吕氏则全程缺席明代进士榜，仅1位举人，差距显著。
（一）亓氏家族：明代莱芜唯一进士、举人产出者，缺家族性突破
莱芜亓氏是明代莱芜唯一有科举成果的家族，但仅2位进士、2位举人，且分散于不同时期，未形成像吴氏那样的“科举世家”效应：
- 进士（2位）：
1. 亓诗教：字可言，号静初，莱芜亓氏九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甲午科乡试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三甲进士，与吴氏九世吴暐同科。历任荆州推官、礼科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河南巡抚等职，在朝为齐党核心人物，曾编纂万历版《莱芜县志》，上《饥民疏》请求赈灾，使莱芜百姓免受饥荒之苦，政绩与文名兼具。但相较于吴氏“解元+翰林”“少年进士”的稀缺标签，其科举起点与家族传承优势不突出。
2. 亓之伟：字坦之，号超凡，莱芜羊庄村人，亓氏十世，明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乡试第四十七名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三甲进士。初任北直隶成安知县，调任浚县知县时拒受私请、不启权势书札，获“铁面”之称，获朝廷勅命褒嘉为文林郎。历任户部主事、山西佥事、朔州参议等职，监税不媚权贵，荒年捐谷800担赈济千余乡民，崇祯十七年（1644年）死守朔州城拒降李自成起义军，殉节身亡，时年63岁。明末获封奉政大夫，清乾隆年间追谥“忠憨”，崇祀乡贤，明代为其立“联捷坊”纪念。
- 举人（2位）：
1. 亓才：字茂育，号成所，莱芜亓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甲午科举人第五十八名，是莱芜亓氏科举的开创者，打破亓氏此前无科举功名的局面，崇祯五年（1632年）崇祀乡贤，为亓氏后续科举发展奠定基础。
2. 亓可权：字之长，又字元长，莱芜亓氏三门十世，明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科举人。登科后未入仕，潜心整理家族文献，参与修订亓氏家乘，为保留莱芜亓氏家族历史资料作出贡献。
- 从传承来看，4位功名者分散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无“兄弟同举”“父子进士”的家族性盛况，影响力多局限于个人，未能像吴氏那样形成“代代有科举、辈辈出英才”的稳定格局。
（二）吕氏家族：明代全程缺席，仅1位举人无进士
莱芜吕氏家族祖籍河南，元末转至莱阳，再迁牛泉南宫，最终定居大芹村，分六门，有“五门六道”之说。其在明代科举中几乎无存在感，全程缺席进士榜，仅1位举人，完全无法与吴氏抗衡：
- 明代功名（仅1位举人）：
- 吕大成：字四如，号半十，明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乡试举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任阜城县令，任职年余清兵至，城陷被执后不屈而死，年51岁。虽有气节，但未考中进士，无显著仕宦实绩，未能为家族积累科举声望。
- 清代功名（1进士9举人）：
吕氏的科举辉煌始于清代，乾隆后陆续出1位进士、9位举人（科年可考者补全如下），但此时明代已亡，无法弥补明代的短板：
- 进士：吕宪瑞（吕氏十七世，清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进士，师从潘绍烈，官至三品，著有《菊花诗集》）。
- 举人：
- 吕思问（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历任平度州学正、莱阳县教谕，著有《困学编》）；
- 吕应祥（乾隆十五年（1750年）庚午科，官至直隶州州同，以亲民恤民著称）；
- 吕士珍（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庚寅科，未仕，参与修订《莱芜吕氏家乘》）；
- 吕克仁（嘉庆六年（1801年）辛酉科，任邹平县教谕，推动书院建设）；
- 吕抡英（道光元年（1821年）辛巳科，官至河南候补知县，因刚正辞官）；
- 吕传诰（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主讲汶源书院，培养科举人才）；
- 吕宪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科，与弟吕宪瑞并称“吕氏双举”）；
- 吕宪河（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未仕，修建吕氏宗祠与义学）；
- 吕宪秋（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任东阿县训导，著有《秋斋诗钞》）；
- 吕传瀛（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任莱芜县学训导，参与编光绪版《莱芜县志》）；
- 吕尊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科，末科举人，创办莱芜初等学堂）。
崇祯五年（1633年），吕氏虽因吕大成事迹崇祀乡贤，崇祯十年（1637年）立“世科”石牌坊，但明代仅1位举人的实绩，与吴氏“三进士六举人”、亓氏“两进士两举人”的差距一目了然，更无撼动吴氏声望的可能。
三、“不压吴”的本质：吴氏家族，明代莱芜的“科举标杆”
在古代社会，家族声望的核心是“文脉传承”，吴氏家族能以少胜多，关键在于其构建了莱芜明代最完整、最辉煌的科举体系：
- 从“开创”到“鼎盛”，吴氏实现了科举断层突破——吴江开启亓氏科举先河，吴来朝培育文教土壤，吴鸿洙、吴鸿功、吴暐三代登顶进士，形成“代代接力、辈辈精进”的传承链，这是亓、吕两姓从未实现的突破；
- 从“数量”到“质量”，吴氏占据莱芜明代科举制高点——不仅举人、进士数量远超其他家族，更有“二甲进士”“全省解元”“21岁少年进士”等稀缺标签，且4人崇祀乡贤，覆盖政绩、气节、文教等多个维度，成为莱芜明代文人的典范；
- 从“家族”到“地域”，吴氏重塑莱芜文教风气——其“捐田办学、讲学育人”的做法，为莱芜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甚至影响到清代程云等诗人，成为莱芜地域文化的“科举符号”。
综上，“亓吕二姓不压吴”，并非否定亓、吕两姓的人才，而是对吴氏家族在明代莱芜科举史上“开创性、垄断性、影响力”的认可。这份声望，是吴氏一代代人“十年寒窗+实绩立身”的积累，更是莱芜地域文化中最珍贵的“明代科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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