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必要不派钦差，相比于明代，清代在这方面确实进步了很多
清代皇帝对于派遣钦差大臣一直是十分慎重的，除了紧急事务非派不可，正常情况下只要是地方督抚能解决的，都是能免则免。这是因为，派遣钦差大臣外出办差，不仅费时费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务产生影响。其一，钦差多为部院大臣，外出办差则会扰乱部院日常政务。钦差大臣一般都在现任官中选任，或选任京官，或选任地方官，其中以京官任钦差大臣的情形居多。钦差大臣一旦离开本职，奉命到地方办理他事，必然影响其本职衙门的运行。
虽然有官员署理钦差大臣本职衙门事务，但署理官员难免抱有“五日京兆”之心，草率处理事务。与正式官员相比，署理官员的职权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办理事务。
有例为证，嘉庆十五年八月，令湖南巡抚景安到广东审理案件，由布政使朱绍曾署理巡抚事务。到了年底，景安仍然没有从广东回任。而应由巡抚密奏司道官员的考语必须在年终上奏皇帝。
朱绍曾以为是署理巡抚，可以行使巡抚的权利，结果就将年终密考上报给了嘉庆帝。不料嘉庆帝大为光火，说：“所办非是，两司道府贤否，每年由督抚密奏一次，原属定例。但朱绍曾只系暂护巡抚，非实缺巡抚可比。况景安回任在即，伊身系藩司，尚应由景安注考。是竟以巡抚自居，殊属越分。”
可以看出，景安任钦差大臣，出省办理事务，虽有布政使署理巡抚，但仍旧耽误了本职工作。
钦差大臣外出，可以解决一些地方行政中的弊端，但也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地方政务。钦差大臣处理地方事务，多与督抚一同办理，督抚则须停下正在办理的事务，亲自参与到其中。
即使某些事务不需要督抚配合，督抚也需关心钦差大臣所办事务的进展，按照要求调用相关人力、物力和财力。此外督抚还需关心钦差大臣的行程、生活。只要钦差在省一日，督抚不时都要陪同游玩，安排戏曲等娱乐活动，如此种种，多给地方的正常行政带来干扰。
其二，钦差大臣办事，地方官容易懈怠政务。钦差大臣到了地方以后，很多地方官就会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推给钦差。如康熙三十四年，山西平阳府地震，康熙帝派遣司官前去赈灾，但赈济的效果并不明显。不久，再派户部尚书马齐前去会同山西巡抚再次赈济。
旨意是让山西巡抚配合马齐工作，然而马齐到了山西后，巡抚噶尔图却将所有工作都推给了马齐，自己却偷懒。后来，噶尔图受到革职交刑部议罪，可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地方官员借着凡事钦差做主的理由，将本职工作抛诸脑后。
再如嘉庆二十四年，山东巡抚程国仁请将匿名揭帖指控盐运使福泰一案，交钦差大臣刑部左侍郎廉善审理，结果也是遭到了嘉庆帝的严厉训斥。说此案本是巡抚本职事务，所请显然是推诿，令其自行查办，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派遣钦差大臣。
其三，钦差大臣出差的行政成本较大。钦差大臣外出，往往会有很多的随从和办事人员，这对驿站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嘉庆十三年二月，光禄寺卿钱楷被派往山西查案，在蒲州府亲眼目睹了地方百姓给自己备办驿站的情形，说：“蒲州驿当冲，枥马用不足，计赋征民间，趋事可封俗。”
枥马用不足而征于民间，是指当地的驿站马匹不够用，需要向百姓征收马匹。清代在偏僻或未设驿站的地区，偶遇见用马之处，需向民间调用。不仅如此，在设有驿站和地处交通要道的地区，也需征用民间马匹。
到了地方以后，钦差大臣的吃喝开销以及娱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清廉的还算好点，如果是贪得无厌者，还会向当地官员勒索敲诈，而这些银子，说到底还是出自百姓的身上。
这些弊端，清代皇帝也是清楚的，所以为了减少钦差大臣出差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一般都是停止派遣或减少钦差大臣的派遣次数。
比如乾隆十六年，于内札萨克六盟、外札萨克四部落，停止派遣大臣会盟，按照嘉庆的说法是“皇考因派员恐有扰累，特旨停止。”
按照惯例，朝廷每年都要派遣高级别钦差大臣到泰山进香。嘉庆帝亲政后，便做出了调整，将原本由钦差大臣担任的差事，改为另派内务府司官。因为内务府司官品级较低，出差的时间也缩短，故而对驿站和地方的骚扰也相对减少。
以上只是所列之一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到了嘉庆、道光朝时，以往很多必派钦差大臣的事务，或取消或减少或降低官员品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财政开支。
此外，减少钦差大臣随从的数量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按惯例，派往朝鲜的钦差大臣随从一般都是五至六人，道光朝开始，随从减少至一人。少一个官员也就意味着少一份供应，行政开支必然减少。
相比较而言，清代派遣钦差大臣的态度还是谨慎的，不像明代那么泛滥，尤其是对驿站的控制更为严格。别看是小事，然而积少成多，放在二三百年的时间中去计算，收益可就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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