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韬：寻花问柳40年，体验上百名妓后写下大尺度日记
白天，他是一身正气的思想家，文章写得那叫一个犀利，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连李鸿章、孙中山都得敬他三分。可一到晚上，画风突变，他就成了十里洋场、烟花巷陌里的常客，跟姑娘喝酒聊天，吟诗作对，玩得比谁都嗨。他就是晚清思想家王韬。一个顶着“中国新闻报刊之父”头衔，却把大半辈子精力耗在风月场上的矛盾综合体。更绝的是，他不像别的文人骚客那样藏着掖着，他是真敢写，把自己四十年来寻花问柳，体验过上百名青楼女子和东洋艺伎的经历，洋洋洒洒地写进了日记和游记里，细节之丰富，尺度之大，让当时的保守派们看得直跳脚。
王韬这人，打小就是个学霸，十五岁就考中了秀才，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可老天爷好像就喜欢跟他开玩笑，之后的科举路，他考一次，挂一次，心气儿都快被磨没了。一个心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那股憋屈劲儿，总得找个地方撒吧？
于是，在上海，这个当时全中国最光怪陆离的地方，王韬找到了他的“解忧杂货铺”——青楼。
他自己在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若无风月，何以解忧？”
那会儿的上海，一边是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一边是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太平天国又闹得天下大乱。王韬这种有思想有抱负的人，眼睁睁看着国家一天天烂下去，自己却啥也干不了，那种无力感，比考试落榜难受多了。
所以，他一头扎进温柔乡，与其说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麻醉。在那些莺莺燕燕的包围中，在那些推杯换盏的喧闹里，他才能暂时忘了外面的烦心事。
更有意思的是，王韬逛青楼，还不只是单纯的“玩”。他把那里当成了一个社会观察站。在当时，青楼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官僚、商人、文人、地痞……你能在那里听到最新鲜的八卦，最真实的民声。王韬跟那些姑娘聊天，不光聊风月，还聊她们的身世，聊她们的客人，聊市井百态。这些活生生的素材，后来都成了他写文章、看问题的独特视角。他看的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女人，而是透过她们，看整个病入膏肓的晚清社会。
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给太平天国写信出主意，结果信被清军截了，直接成了全国通缉犯。为了活命，他只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一路逃到香港。
在香港这个“化外之地”，王韬彻底放飞了自我。他办报纸《循环日报》，成了华人办的第一份政论报，天天在报纸上骂清政府，鼓吹变法。白天骂得有多狠，晚上玩得就有多嗨。没了传统礼教的束缚，他成了风月场上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如果说在上海和香港的经历只是“国内游”，那1879年的日本之行，直接让他成了“国际玩家”，也让他写下了那本备受争议的“大尺度日记”——《扶桑游记》。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搞得风生水起，一帮日本文化人特崇拜王韬，就请他去日本考察交流。王韬去了，白天确实也去工厂、学校、议会看了看，可一到晚上，他就直奔主题，一头扎进了东京、京都、大阪的各大艺伎馆。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叫一个“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他今天跟这个艺伎喝茶，明天跟那个艺伎泡温泉，后天又被请到另一个艺伎家里作客。他在游记里，毫不避讳地记录了自己和几十个日本艺伎的交往细节，哪个姑娘“色艺为一时之冠”，哪个姑娘“含情脉脉，令人心醉”，写得那叫一个活色生香。
有一次在京都，朋友给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十六个舞伎、十几个艺伎作陪，场面极其奢华。王韬一边享受，一边拿着个小本本在那记，把每个姑娘的妆容、服饰、舞姿、谈吐都描绘了一遍。这哪是去考察，分明就是去做田野调查的。
他甚至还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月易两姬，犹嫌其少。”（一个月换两个侍女，还嫌少），这种话，你敢信这是一个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写出来的？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王韬不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别急着下结论。
王韬去日本，真的是只为了女人的吗？不全是。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同为东亚国家，日本的变法就能成功，而咱们大清就不行？
他在《扶桑游记》里，花了大量笔墨去描写日本的社会风俗，其中艺伎文化是重要的一部分。他发现，日本的艺伎，跟中国的青楼女子完全不同。她们大多出身贫寒，但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琴棋书画、歌舞茶道样样精通，不仅是男人的玩伴，更是重要的社交工具和文化符号。
通过和这些艺伎的深入交流，王韬看到了一个在剧烈变革中的日本社会，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快速学习西方的。他甚至觉得，从这些艺伎身上，都能看到日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
所以，王日志记里的那些“大尺度”内容，看似是风流韵事，其实是他独特的社会调查笔记。他用最接地气，甚至是最原始的方式，去触摸一个国家的肌理。这一点，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识和眼光。
2024年，学术界还出版了一本《王韬与近代东亚文化交流》的新书，里面就有学者提出，王韬的《扶桑游记》不应该被看作简单的猎艳实录，而应被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异文化最早的“人类学”考察之一。这个观点在网上也引起了不少讨论，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王韬这种“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更阅无数人”的治学方式。
当然，咱们也得承认，王韬绝对不是什么圣人。他好色、贪杯、享受生活，这些都是他人性的一部分。他一边在报纸上呼吁要学习西方，提倡新思想，一边又享受着旧时代文人的一切特权，包括对女性的消费和占有。
这种矛盾性，恰恰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新时代，看到了世界的大潮，另一只脚却还深深地陷在旧传统的泥潭里，拔不出来。他们渴望变革，却又无法彻底革掉自己的命。
王韬没有掩饰自己的这种矛盾。他活得真实，活得坦荡。他把自己的欲望和思考，好的坏的，全都摊开来给你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很先进，但他的生活方式可能依然很传统；一个人可以心怀天下，但他也需要食色性也。
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最焦虑、也最无奈的样子。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参考文献:
[*]王韬. （1879）. 《扶桑游记》.[*]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澳] 柯文 （Paul A. Cohen）. （2009）.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江苏人民出版社.[*]熊月之. （1990）.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 生活与心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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