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州鱼到惠州荔：苏东坡的“吃货”人生智慧
元丰三年二月，苏东坡刚到黄州。
前阵子乌台诗案的牢饭还没忘味，他这会儿官衔是“黄州团练副使”，听着像个官，其实没实权，说白了就是被发配过来的。
可他刚稳住神，写的《初到黄州》里就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说实话，一般人遭这么大罪，先愁前途愁生计都来不及，他倒好，先琢磨起黄州的鱼鲜不鲜、竹笋香不香，这“吃货”属性真是刻在骨子里。
苏东坡这辈子，说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可不是瞎调侃。
他写的东西里，一半都跟吃沾边。
《苏轼文集》里27篇赋，10篇专门说吃喝；两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里，随便翻就能看着他聊吃的段落。
本来想，古代文人不都爱写风花雪月吗？后来发现，苏东坡偏不，他就爱把吃的写进诗文里，比如《老饕赋》里写“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把做饭的场景写得跟画似的，这哪是写赋，分明是写“美食指南”。
他不光写吃，还自己动手做。
在黄州的时候，没钱买好肉，就琢磨着用便宜的猪五花肉做红烧肉，后来这“东坡肉”就传下来了；在惠州没什么好食材，他就盯着羊脊骨，烤着吃，说吃着跟蟹肉似的。
很显然，他不是没条件就凑活吃的人，哪怕食材普通，也得折腾出点滋味来，这种对吃的较真，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苏东坡和王安石苏东坡这么爱琢磨吃，跟他同时代的王安石比，简直是两个极端。
俩人在政治上不对付，可互相都认对方的才华，王安石在乌台诗案里帮苏东坡说话，苏东坡后来也夸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但在吃这件事上，他俩真是没一点相似处。
王安石对吃那叫一个“不上心”，有回宋仁宗请大臣吃“赏花钓鱼宴”，王安石盯着盘子里的鱼饵，居然当点心吃了，仁宗还纳闷“这人咋回事”。
后来他夫人说，王安石吃饭从来不分好坏，给啥吃啥；有学者也说，王安石从小就不在乎吃的，哪怕当了宰相，招待亲戚也就几杯薄酒、两个胡饼，菜都没几样。
老实讲，换苏东坡来，就算只有胡饼，也得琢磨着配点啥酱、就点啥菜，王安石倒好，能吃饱就行，完全不讲究。
其实俩人对吃的态度，也藏着各自的活法。
王安石满脑子都是朝政学问，吃对他来说就是“完成任务”；苏东坡不一样，吃是他的乐子，是化解烦心事的招儿。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有人总爱拿这点比来比去，其实没必要，俩都是伟人，只不过一个把心思放朝堂，一个把心思掺进烟火气里。
苏东坡对吃的热情，早年轻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嘉祐元年，他跟老爹苏洵、弟弟苏辙进京赶考，一路走一路吃，完全没考前的焦虑。
在牛口的时候，村民给他们煮了点蔬菜当晚饭，他就写“煮蔬为夜飧”；到了荆州，朋友送了只大雁，他又写“故人持赠我，三嗅若为珍”；快到汴京的时候，吃了回野鸡，还记着“百钱得一双，新味时所佳”。
搞不清的是，换现在的考生，早抱着书啃了，他倒好，一路吃一路写，好像赶考是顺带，尝鲜才是正经事。
后来苏东坡官越当越波折，贬的地方也越来越远，到惠州的时候，他都快六十了。
按说该服老了，可一碰到好吃的，还是老样子。
惠州那时候是荒蛮地方，别人都怕那儿的瘴气，苏东坡本来也犯愁，结果听顾秀才说惠州有荔枝、黄柑，立马不愁了。
苏东坡为荔枝“折腰”他第一次吃惠州荔枝，就写了首诗，把荔枝比作“海山仙人”，说荔枝的皮是“绛罗襦”，肉是“白玉肤”，说得跟仙女似的。
更有名的是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说实话，“日啖三百颗”肯定是夸张了，可这份喜欢是真的。
那时候中原人都怕去岭南，苏东坡倒好，就因为能吃着荔枝，居然想在这儿长住，这心态怕是最有体会的也就他了。
现在惠州还拿这句诗当文旅名片，一提荔枝就想到苏东坡。
毫无疑问，他这“吃货”当得太值了，别人贬谪是写愁，他贬谪是写吃，写出来的诗还能火上千年，帮地方打广告，这本事也是没谁了。
苏东坡这辈子，“为口忙”从来不是馋嘴。
在黄州，他靠琢磨鱼和笋忘了牢狱之灾；在惠州，他靠荔枝化解了贬谪的愁；哪怕自己种地种菜，也能从简单的饭菜里吃出乐子。
如此看来，他吃的不是饭，是把苦日子过甜的智慧。
现在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其实苏东坡早就把这点活明白了，不管日子多糟，好好吃饭，就总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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