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家桥镇历史初探
邵家桥镇历史初探源起
从思南县城逆乌江而上，穿过腾龙峡即是邵家桥镇。镇中有街道数条，询问其设集市自何时起，上了年龄的皆道：恐已有数百年！但究竟自何时开始有集市，都不能回答。或问其名字从何时起，亦是一脸茫然，只知这里的一条水沟上曾有邵姓先辈建的一座石拱桥而得名。笔者因近年来留心方邦文献，常有朋友问及此事，苦于不能回复，遂多次向地方乡贤打听，又查阅大量古籍文献，终得以知其一二。
入黔十姓的“邵”氏
本地邵氏家族，是客居思南较早的家族之一。传闻中的入黔老十姓，“张、杨、安、邵、李、何、冉、谢、朱、秦”，邵氏赫然在列。据《儒行昌后图书》载，宋政和元年（1111年），陕西人安崇诚率十大将军入黔，征三十六洞，因平叛有功授义阳元帅府元帅。战争结束后，十姓就地落业。民间传讲最多的是征“金头和尚”，安家传金头和尚是任则天，一说是任大都、任二都两兄弟，也就是任家所讲的任政隆养龙马惹妒之事，又说叫冉都云，各有说法。2024年春，从沿河的秦双勇兄处得见《秦氏族谱》，书中提及明朝正统间蒙古的“瓦刺军”，作者亦称其为“金头和尚”，确实从元朝军队的打扮，真有点“金头和尚”的样子。另《张氏族谱》及嘉靖《思南府志》都有述及是“金头和尚”是元朝之事，也就是说时间上存在不同的版本。邵氏先祖在《安氏族谱》中记为邵武周，子孙无记载。2024年冬，借回乡之际，与邵宗明老师同赴上头坝观《邵氏族谱》，得知这支邵氏始祖是邵阿臣，字大兴。与安家所述有异。书载“领命南征，克复金头和尚，立下汗马功劳，得授思南大堡龙泉坪中脑正长官之职”，由见本地邵氏认为本姓就是平“金头和尚”的十姓之一。另见田太璞撰《田氏族谱》亦载“安置水墀坝一带地方分与各姓住居，受分张姓坐大堡；杨姓坐毛岭；安姓坐龙泉；邵姓坐邵家桥……，十大姓从此各遵分授契界，居住管理”的记载，可知邵家桥邵氏就是“入黔十姓”的邵氏。
邵氏入黔时间与迁徙
究竟邵氏是何时入黔，《邵氏族谱》有载同治八年（1869年）的序文，文章讲“昔余家自唐朝钦命南征”字样。其述是唐朝来黔南，这当然不可信，故邵光德、邵光容、邵尧礼等先生在重修族谱时采用了《安氏族谱》的说法，即政和间与安崇诚来贵州。经笔者查证，思南《安氏族谱》目前所见最早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安氏淮仁谱》，首篇序言即由兵部尚书孙顺所作，书中收录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安崇熙所写自述安氏源流，再为嘉庆壬申年（1812年）蛮夷司安纯仁所修族谱，复为同治七年（1868年）安宅仁所修，上述诸谱皆未述及安氏领十姓入黔半字。安氏领十姓入黔其实出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安志儒、安体道主持刻印的《儒行昌后图书》，此书是嘉庆间杨家坳人安舒泰、安意泰、安景泰等人遵儒请祖临笔而成。什么是“请祖临笔”？其实就是类似扶乩，托先祖之名而写。中间有不少神化先祖之事，可见其并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引用其资料与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来看没什么区别。书中所谓的安氏领十姓入黔，自然是无从谈起，难怪书中的十姓和本地传闻的十姓祖先姓名完全对不上。另思南张氏宗祠曾有副文为“四房派洐无双品；十姓人推第一家”的对联，可为旁证，究竟是安氏还是张氏带入贵州，还待考证。但笔者从邵氏世系上推，认为《张氏族谱》所说元代“至正初年征剿古州金头苗蛮和尚”之说比较可信，《思南府志》则更具体化，认为“金头和尚”之叛是至正二年（1342年）的事情。当时邵阿臣之父邵君美避祸居江西瑞州府上高县，生子阿臣、阿衡，居住过陕西西安府三原县高阶檐石水井，后邵阿臣入黔平金头和尚，落业今德江龙泉坪一带，第二世邵秉彝与邵秉道落业邵家桥上头坝，在九门滩一带屯军驻守，此处为天然险要之处，《黔记》所谓“沙渚萦回，水分九派”所在。后长房子孙开辟万胜屯后邵家山，邵家桥由二房后人居住，以此为中心繁衍子嗣。约在清中期，定下二十字辈，至今可见者，长房仍主要在二十二至二十六辈人之间，二房后人在二十一至二十五代人之间，第二十代人“光”字辈尚有存在者。其后人目前在思唐镇、孙家坝、塘头、三道水、文家店、石阡、印江、铜仁、镇远、施秉等地皆有，明末曾设邵氏宗祠于邵家桥街上。
“邵家桥”最早见诸文献
邵家桥建设时间还是很早的，但从目前可见贵州文献，较早的《贵州图经》、《思南府志》皆无记录。有其记载最早的文献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石阡知府郭原宾的《石阡开河议》一文，提及邵家桥于万历初年开场之事。再是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中有提及“思南府学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巡抚江东之、巡按应朝卿发银，檄知府赵恒置，岁收仓斗谷叁拾石，以助贫生婚丧。壹分在邵家桥，计贰大丘，每年纳谷叁拾石，知府赵恒建仓于启圣祠前，收贮以济贫生”；“赈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巡抚江东之、巡按应朝卿置。邵家桥壹分壹丘，南北至路，东西至民田，除粮差岁纳市斗谷贰拾叁石壹斗”。可见至少在万历初年，邵家桥已经形成地名，而且是个不小的村落。由此可知，其历史还可向前追溯。民间传说“先有九门滩，后有邵家桥”，大概能说明邵氏的大致迁徙路径，难怪《思南府志》未见“邵家桥”，只有“九门滩、山人家（疑仙人家之误）”，或许正是邵家桥开场以后才慢慢取代了原有的大地名。但因《邵氏族谱》中亦只字未提，建桥碑记无从得觅，其修建时间还待继续考证。
古桥何处觅
谈到其名称源来，老辈人讲是因为从珠池坝下来有一道水沟，经过枫香林，两山紧逼，每逢雨水天，沟中之水顺势流向街上，以前大阡、珠池坝、青杠林等处又有水源流向此地，因旧时森林茂密，自然环境没大的破坏，水沟中可以说是经年溪水常流。在二沟交汇处，人们往来自然不是很方便，此处当时以邵氏家族为大，有“邵半场”之誉，故由其承头修建。老辈人传说桥体建造宏大，有三个拱洞，在本地石桥中非常少有，故而原来的地名失传，渐而村寨因桥得名，后集市设于此，其自然成为了广义上的大地名。桥的位置就在今天邵家桥中学右边街道，原来去粮站的那条新街街口。又向曾在邵家桥中学教书的田老师打听，其述就在现在的中学旁边田洪光家老房子门口，即以前的综合饭店位置，旁边还有一口水井，与家父回忆的基本一致。小时候听家父讲，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能看见桥面，不过下部早已被泥沙填埋，究其原因，是清代某次大洪水将原有沟道冲毁，山溪改道所致。又向八十年代曾在碓窝小学读过书的邓姓朋友打听，当时已不见踪影，故我们这代人更是无缘目睹了。小时候读书看见街道挖下去近一米余，才看见以前的堆土层，青花瓷、残砖破瓦遍地皆是，可预其深埋程度。
邵家桥开场
讲到其由来，再说形成街道时间。按石阡知府郭原宾的《石阡开河议》载：“万历六、七、八年（1578、1579、1580年），因思南府属邵家桥、塘头各开场”，可知邵家桥镇集市设于万历六到八年间，至今将近四百五十年的历史。究竟为何会设集市呢？这与过去税收有很大的关系，从郭知府文中得知，当时思南、铜仁、镇远几个府都有河道，各处商人舟楫来往，地方政府以此取税，用作地方财政基金，可以讲都是得水利交通之便。而石阡府只有西门外龙底江小河一条，直通思南府两江口，其中乱石横滩，向来不通舟船，城里没什么商业，只有从当时的板桥场取税以作支撑。（思南县板桥历史浅说）板桥之地，开发是很早的，近年出土有汉代和宋代文物，在永乐间又设有巡检司。明代设镇远卫后，这里的板桥屯属镇远，朝廷自然也有屯军，而当时到处都是动荡，老百姓为了生计作想，故于此处安家者颇多，久而人烟成集，车水马龙，商铺多达百十余家。石阡府自然得其便利，每年取税多达两百六十百余两，地方公差、劝农、祭祀、奖励等费用皆依赖于此。但人是有惰性的，喜欢追求便利；而商人趋利，更是苦心钻研。若在邵家桥、塘头经营，比之去板桥，要省十数里担运费用，所以在邵家桥设集市是商人的思考，占很大原因，毕竟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益。逐渐板桥场开始萧条，邵家桥、塘头渐渐热闹起来了。郭知府万历二十四年（1592年）当任时，自然不愿意看见这样的结果，复兴板桥场当然不现实，于是想到开通龙底江这条水路，遂上书贵州巡抚江东之，江巡抚听闻此事，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是一件利在千秋的事，也同意开河道，并亲自作《开河檄》，至今存《瑞阳阿集》，这当然已是后话。
古镇兴盛
清初，江苏江阴人陈鼎，原故客居云南，得以饱览西南山水，最终汇为《滇黔纪游》。至今仍是研究西南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一条提到当年的思南府。文曰：“黔中诸郡皆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观，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矣！”作为一个外地人、旁观者，其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但也说明郭知府的判断是对的，正是水道交通之便利才有了思南之兴盛。而邵家桥正值乌江中游平缓之处，这一段过去又称德江，按民国时萧海源先生讲，乌江水急滩险，到思南这一段很平稳，舟楫行人得其便利，是有德江之称。从各种记载看，邵家桥能设集市是必然，因为早在正统年间开始，陕西、江西等地居民迁徙至此。如本地的赵家坝赵氏、珠池坝的邓氏、三角坝的田氏，如今皆在二十代人左右。另鱼溪沟陈氏，王氏等皆江右移民、亦有十六七代人，乾隆间在今邵家桥街上还建有江西会馆；包括宋元时此地邵、朱、谢、李四姓；毛坝的王、周、胡、萧、唐等姓，赶集人口在当时也算可观，而附近只有思南场、板桥场，购买物资极为不便，种种情况看，设场更是当紧，商人们自然洞察到了这点。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万历七年（1579年）九龙寺的兴建可以佐证，此寺我考证为当时是本镇第一所寺庙，规模还很大，有石狮子一对、山门三间、大雄宝殿、启圣祠、梓潼阁等建筑，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东朝西。而邵家桥场就设于建寺前一年，可想而知当时人烟密集，不然谈何有开设集市，建立寺庙的可能性。
时代动荡
到了康熙间，邵家桥迎来第一次动荡，吴三桂残兵经过此地，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集市变为废墟。思南知府刘谦吉《仙人洞记》中讲“…而独以邵家桥者，负城郭地，初固屋比肩摩，壤相错也，今变而为墟矣！民死于锋镝者，不知几矣；凶年而填于沟壑者，又不知其几矣；即十有一存，而苦于苛政徙他乡者，又不知凡几。一望萧条，鸡犬不闻…”，《郭氏族谱》亦载“忆自申、酉之秋，滇黔骚动。至壬子之际而坏乱已极。迨后兵苗杂处，人民逃窜…”。直到乾隆、嘉庆间，此地又才恢复旧况，不料咸同兵乱又将原有平静打破，鱼溪沟一方古碑载“咸丰初年，铜匪兹扰至此”，直到后面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才平定。民国《德江县志》载“知府福奎札举人饶以爵、拔贡萧锡桂等，率团练复城，大破红号于邵家桥，敌奔桶口”，《平黔纪略》对此事亦有描述，“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十八日，知府福奎，率团练于邵家桥捕剿红号毛大仙等，陷毛营三座，毙一千八百余人，擒二百四十余人”。到后面的白号倡乱，因邵家桥离县城颇近，自然难逃此祸。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时刘义顺与黔阳王何继述等复据守江家寨老巢,遣伪萧王及李幺公等率黄号数万据荆竹园,势张甚厉。自罗家岩抵石阡府,下至三道水,抵思南府,环地数百里皆被侵害。《邓将军战功纪略》中述“而安化之塘头,临水为市,商贾辐辏,邵家桥其喉地也。居民震恐,以难告。于是熊公檄总兵金公泰文，与公由邵家桥进兵，饬各团戒严,而自统大军督其后。师次邵家桥,贼方焚劫民聚,闻我军至,不战自溃。公追蹑二十余里,生擒百余贼,得伪元帅杨大五等三名,斩之”。历经多次磨难，所以一直到民国时，邵家桥只有一条独街，后面增设了新街，基本没什么大的变化。每月逢三逢八几日，居民风雨无阻，各处都来赶场，热闹归热闹，缺点就是人多拥挤。遂在清末又曾设街道于鱼溪沟沙角坪王家沟，在一排古树的下方赶场，沟上面即王家院子，因只赶一边，故称半边街；河西的凤鸣场未经允许，见势也在渡口沙坝上设场，结果经人举报，鱼溪沟、凤鸣场两处遂被要求停办；赵家坝亦在清末形成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邵家桥则是到了解放后，九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形成现今格局，老辈回忆当时赶场，因只有一条街，又是思南到石阡的主干道，故堵车是常有之事，还好后面又增设了移民街，近年又重增陈家寨到镇上一条街，地方特别打造管理，反而原来的老街没那么热闹了。
邵家桥过去的经济产业
翻开《思南府续志》，可见邵家桥道光间有商铺80余户，算是个不小的集市。近日又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一份《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出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书中提及邵家桥有商户100家左右，主要交易盐、米、山货及杂货，常年赶场人数在300人到500人之间。从书中见有将思南的地名误为他县者，可知作者并未实地考察，或是取材于当时的资料，虽不能确定此为真实数据，但也应相差不远。陈家寨至今有个渡口，人称“盐码头”，从邵容光先生回忆文章得知，至少在民国时已有这个名称。另今天思南港的的位置，旧时也称为“盐码头”。这两处便是当年从四川运盐的转运口，旧时数十支船常年在渡口间来往，本地的五倍子、桐油等也藉此运送到外地。民国间，鱼溪沟人陈安泰在外学得染布手艺，回村后在今竹林湾唐家园建立一所染布作坊。据其孙陈典开讲述，在正房子后面设有三间房子，一间一口染缸，共三口，用蓝靛染布，再用石碾碾压，之后便是晒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渐成这一带有名的厂家，因染的布光泽鲜明，久而不褪色，故人称“染坊陈家”，这一带也以染坊为地名。其染的布除销本地的邵家桥、赵家坝、塘头，还从盐码头远销思南、石阡、印江等县，销售方式主要是单卖，老百姓要多少剪多少，另就是批发。因其手艺精湛，洋蕉溪村的邓淑山慕名学艺，拜陈安泰为师，其后人称为淑山公，真名反而不清楚。第二任染坊主人是陈常泰，將其手艺发扬光大，街上人邓从江又拜师门下，将陈家手艺远播乌江两岸，邓家所用的碾布石至今尚存。另在毛坝大龙头村曾有煤厂一座，在王洞岩下方，从当地的文书及传说，可知煤开采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最初是秀山人杨俊智入籍大龙头，佃租到高义顺家的煤洞两口，后又租到高怀礼、高腾蛟、萧大贵之山。主人家以“每年认租钱五千文”租给了杨家，高家恐杨家租不长，遂又另立契约，准杨家子孙后代开采，不得干扰。当地产煤据笔者发现的文献契约可知，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三月初四日起收至四月廿四日止，每日数船，略计四百余船”，五十天的时间产四百余船之煤，一日当在八、九船，可预其产煤之多。据当地传说，煤从清渡河下运思南、印江，至官路口上达石阡、湄潭，大坝场的铁厂用煤亦出于此。当年供不应求，煤厂遗址尚存。笔者的高祖父当年便是转卖桐油、棬油起家，后来第二子王朝梁始设榨坊于半边街，民国中后期，其长子王朝栋亦开办榨坊，生意红火，一时远近闻名。种种遗迹及传闻可证当年邵家桥的产业多样，经济较为发达。
过去与现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本地古建筑邓家祠堂、仙人洞、九龙寺等相继拆除修建营盘上粮站，据说是思南县较大的几处“万石仓”之一。江西会馆因是中学驻地，保留到了九十年代；蚕家寺在民国时思南地下党肖次瞻曾在此创办小学，解放后仍为学校，保存到1971年冬季，赵家坝公社划归孙家坝时拆除；先锋的白塔在那场荒唐的闹剧中也被炸毁，目前本地所存古建筑仅有一两处。2013年随着江边大道的开发，从清渡河到洋蕉溪的官路，永远的存在记忆中，仅有官路嘴、官路、官坡、五里厅等地名任人追忆。好在思南新城、教育园区、思南中学、新一桥、石材厂、思南港的落地，给这座古镇增了几分新气象。当年的瓦房取而代之是遍地高楼大厦，已经看不出四百多年的沧桑，留给我们的只有儿时那深深的记忆，古籍中冷冰冰的文字，时而且浮现在眼前，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作者：王汉林，思南人，好文史收藏，书画鉴定，有诗赋文章见诸杂志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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