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王马鸿逵在美国生活照，体重近两百公斤，每天依然胡吃海喝
1963年秋，洛杉矶郊外的牧场集市热闹非凡。人群忽然让开一条道，一位头戴高礼帽、拄着银头拐杖的胖老人缓步而来，步态有些踉跄，却不失张扬。商贩低声议论：那是从中国西北来的“马先生”，家里大得像城堡，饭桌永远摆满烤全羊和奶酪。这一幕，恰好勾勒出马鸿逵移居美国后的浮华图景。倒回十四年。1949年9月1日，宁夏银川尚未完全变天，马鸿逵却已在自家军机处订好一架飞机。解放军隔着黄河亮起炮火，他把金条塞进提箱，扯着三个姨太太奔向重庆。彼时的他六十七岁，自认握有三条生路：投向西南、退守台湾、转进海外。算盘叮当响，却没算到每一步都在不断失血。
短暂落脚重庆的那段时间，财政部回电一纸命令：宁夏军费停拨。昔日“王爷”第一次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滋味。金条再多，也买不来军饷与面子。国民政府高层在南京忙着迁台，自顾不暇，对他只剩一句客套——“请自便”。
10月中旬，他终究飞向台湾。“宁夏失守”成为全岛报纸的口舌，监察院列出长长的弹劾清单，马步芳父子也落井下石。更难堪的细节发生在台北大稻埕：郭寄峤乔迁，他前去道喜，却被挡在门外痛骂。宪兵连夜将行李扔上卡车，好似扔掉一块烫手山芋。
人情冷暖让这位老军阀立刻想起自己在香港和美国早已备好的口袋。1947年起，马继德按指令把黄金分批托运至旧金山银行，还在皇后大道和和平西路购下楼房。钱才是真靠山。1951年春，他借“四姨太患阑尾炎需赴港手术”为由离台，蒋介石懒得挽留。两年后，一行人从香港直飞旧金山，再转往洛杉矶安家。
航程结束，享乐开始。马鸿逵购下三百英亩牧场，按照宁夏农村院落修建庄园，取名“普马拿”。他对工人说得直白：“只管养好马，别管老子吃多少。”管家统计过，主人一天要消耗两只烤羊腿、一盆黄油炒杏仁、一罐波本威士忌。体重飙至近两百公斤，仍大呼：“吃得多，活得久。”
有意思的是，他依旧恪守清真规矩，不碰猪肉，却对其他高脂食材来者不拒。牧场清晨时常飘出烤肉混合咖啡的味道，邻居只当是西部牛仔的狂欢。外人见他衣着考究，以为风流快活，然而马鸿逵在私人日记中写道：“夜深坐屋，四壁皆洋文，仿佛一片荒漠。”语言不通、身份落空，他只能靠胡吃海喝麻醉漂泊感。
1956年春，宅院暗潮涌动。三位姨太太天天争吵，话题无非财产分配。五姨太摔杯子摊牌：“不给我自由和美元，就别睡安稳觉。”马鸿逵痛快写下一张五万美元支票，换来她转身离去。旁人或许羡慕富翁慷慨，他却第一次意识到家中裂痕之深。
1960年更为荒诞。次子马敦静联合侄子马家骅，将父亲送上洛杉矶高等法院，控告侵吞遗产。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媒体，大幅头版写着“来自东方的世袭家族争产大戏”。老军阀听完律师翻译，嘴唇哆嗦，却硬撑着走出法庭。回到庄园，他低声对女佣说：“老爷，没想到是自己孩子给了一刀。”仅两周，他心血管指标骤降，医生数次警告“随时可能猝死”。
蒋介石并未完全剪断关系。1954年、1957年，台湾方面电报相邀参加国民大会，意图拉拢旧部。马鸿逵一度收拾行李，结果监察院旧案又被翻出，资格瞬间作废。来回折腾几次，他干脆把电报塞进壁炉。火光映着金戒指，他叹了口气。
1969年寒冬，马鸿逵突然心脏剧痛，被紧急送往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医生切开厚重胸膛完成搭桥手术，病房走廊灯亮整夜。一个月后，他依旧浮肿，呼吸沉重。偶尔清醒，会喃喃重复一句：“回去，得回去。”四姨太伏在耳边轻声回应：“好，等您好了就回。”
1970年6月28日清晨，病情恶化。侍者推门，只见他微张嘴唇，含糊请求：“埋在回教公墓。”说罢没了声息。四姨太遵嘱，独自护送遗体飞往台北，机舱窗外云层翻滚，无人轻声安慰。抵台后，当局象征性拨下三十万新台币安葬费，以“前国大代表”名义安置在三张犁回教公墓。曾经的宁夏土皇帝，最终长眠于一块狭小土丘，身旁没有儿孙守灵，更没有熟悉的贺兰山风。
从西北草原到洛杉矶牧场，马鸿逵五十年的人生折线写满奢靡与孤独。他曾妄图用金银堆筑一座永久的堡垒，却挡不住政局沉浮，也留不住亲情。美元与烤全羊固然填满胃袋，却填不满远离故土的空洞。风光一时的军阀，最终被时代的车轮抛在异乡，留下满桌残羹与一身哀叹，这便是历史给他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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