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西藏女活佛再见阴法唐夫人，含泪连声直呼：做梦也没想到
1962年盛夏，江孜古堡下的薄雾刚刚散开，李国柱在机关院落里整理资料，耳畔传来孩童稚嫩的普通话：“李主任，扎西德勒！”那一声问候，让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雪域高原扎根整整十年。此时的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解放军十二军军政大学操场上热血沸腾的小姑娘，而是一位统战干部、52师副政委阴法唐的妻子，也是被当地妇女亲切称作“央金姆”的老同志。1950年初秋，她主动请缨跟随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进发时，只带了一只挎包、一支钢笔、一把折叠剪刀。沿途翻越的怒江、澜沧江、波密密林，至今想起来仍像一卷剪不完的底片。那趟行军艰苦得离谱，夜里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度，大家把门帘、麻袋都披在身上，也睡不暖，但没人退缩。有人悄悄打趣：“过了雪山就是天堂。”李国柱听见，笑着答：“天堂得靠双脚去走。”
昌都战役结束后，工作队撤编，她被抽调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连续三次“旁敲侧击”，说到底是撮合她与老革命阴法唐。那一年她只二十三岁，阴法唐三十一岁，身经百战，脸上却总挂着随和的笑。第一次见面他递上一杯热茶，简单一句“高原缺水，多喝点”，让李国柱放下戒心。后来她给家乡写信征求意见，父亲回信只有八个字——“志同道合，何患不成”。
李国柱提出两条“苛刻”条件：西藏局势稳定后再办婚礼，自己入党以后再领证。谁也没想到局势发展比预想快得多。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江孜局面向安定迈出第一步。组织整编时，为了便于工作，李国柱草草办了婚礼，随夫调往江孜县地方机关。那张合影如今仍挂在她家客厅：雪山做背景，二人穿旧军装，笑得像孩子。
到统战部报到的第一天，她抄下整整两页政策要点，却依旧心里发怵。第一次正式接待上层人士，她紧张得握杯手指发抖，茶水洒了一地，引得客人莞尔。几次窘态之后，她决心给自己“补课”，白天跑寺庙、访上层妇女，晚上抱着《民族政策问答》啃到凌晨。渐渐地，她说藏语带口音的“卓康恰”也能逗得活佛侍从哈哈大笑。
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李国柱的工作簿。那时小活佛刚十二岁，头戴金黄护冠，被经幡包围，眼神却十分好奇。统战部借宗教事务筹备会之机请她同江孜上层妇女见面。会场热闹得像节日，桑顶·多吉帕姆只说了一句祝福便退场，却在院门口被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她微笑抬手，一一摩顶，日光把她的身影拉得修长。李国柱就在旁边，看见信众眼里的敬仰，也看见小活佛嘴角那抹害羞的弧度。
后来，女活佛一家搬进县城，两位女子隔三差五聊天。李国柱常带几本《藏文通俗读物》上门，耐心给小活佛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顺便学几句更地道的藏语：“曲巴给，我们是一家人。”年少的桑顶·多吉帕姆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往来频繁，神秘感消了，友情却深了。
1971年夏末，阴法唐夫妇调回内地。临别前夜，桑顶·多吉帕姆送来一条洁白哈达，轻声说：“我们会再见的。”十年光阴倏忽而过，交往却从未中断，信件像雪山融水一样细长绵延。信里，她称呼李国柱“阿佳”（姐姐），分享寺管会的新进展，也诉说自己学习文化课的困惑。李国柱则寄去纸张、钢笔和几盒糖果，偶尔夹张合影，背面写着一句鼓励：“知识让信仰更坚定。”
1980年初冬，中央决定请阴法唐再赴高原，出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时他刚做完心脏手术，在病房里听完通知，他只说了两个字：“去，行！”第二天一早，李国柱把成箱药品塞进军用挎包，送他到机场。老兵背影依旧挺拔，只有额头多了几道沟壑。卓玛护士俏皮地提醒：“把药按时吃。”阴法唐回头笑笑：“知道啦。”对话很短，却被走廊风声一口口吹散。
1981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得知桑顶·多吉帕姆抵京，李国柱在台基厂宿舍里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午，人民大会堂一隅，两位久别重逢。女活佛快步迎上，双手合十，眼圈泛红，接着连声用藏语轻喊：“做梦也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泪珠沿着面颊滑落，哈达举得高高。李国柱握住她的手，同样哽咽，却强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旁人只觉得庄重，其实心里早已翻涌成潮。
那次短暂相聚，她们谈工作，谈西藏教育缺位，谈寺庙青年的未来规划，一口气聊到华灯初上才依依作别。李国柱随手写下“资助学校”四个字塞进笔记本——这就是后来基金会雏形的最初线索。1998年捐资仪式上，校舍正门悬挂“阴法唐教学楼”时，李国柱想起当年政协走廊里那声嘱托，心里一暖：雪域的种子，总要长成树。
教育基金持续扩容，从江孜一所小学延伸到十四所小学、两所中学。款项不算惊人，却足以让许多牧区孩子坐进教室。有人问李国柱：“为什么执念西藏？”她侧头看了看远处金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回答：“那片雪，把我们的青春都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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