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内总管”有多狂？纵兵群殴警察，揍得全城无人再敢穿警服
1934年6月6日傍晚，钱塘江面潮声震耳，闷热的江风沿着中山南路扑进杭城。街角的路灯还没亮透，一名便衣骑士踩着西洋自行车，被交通警察挥手拦下，理由只有一句——“车灯不亮”。这原本只是日常小插曲，却拉开了一场军警对峙的序幕。骑车人自报“浙江保安处士官教育团教育长吴中翰”，军衔是上校，职位不算显赫，却直接对口全省保安系统。警员值夜多有酒气，根本不买账，甚至把自行车扣进南星桥分局。吴中翰脸上挂不住，只得悻悻离去，心中却憋着火。
同日深夜，士官教育团营房内灯火通明。几名军官凑到吴中翰床边打探。“长官可不能就这么忍。”一句话点燃火药桶。教育团素号称“俞司令的亲兵”，骨子里带着御林军优越感，哪里受得警局这口气？
6月7日清晨，南星桥分局铁门刚开，一百余名士兵拎着步枪、棍棒蜂拥而入。大厅里警笛未及拉响，玻璃、桌椅已成碎片。警员们仓皇而逃，有人跌坐在台阶上，手腕流血直喊：“别打了！”对方却愈发来劲，转身又朝清河坊、西湖湖滨一线扫荡，见制服就抡拳。
杭州城一时鸡飞狗跳。局长何云在太平坊巷总局拍案而起，他出身黄埔一期，官拜少将，平日里灵隐寺敲钟都要让路的角色，如今麾下弟兄被揍，脸往哪儿搁？他先下令全市警察脱岗避险，随后召集长枪巡警在总局戒备，硬是把事态刻意放大，准备以此上纲上线。
何云觉得该有人为军方的放肆买单，于是驱车直奔浙江保安处。可保安处大院门“砰”地一声关上，传达兵一句冷冰冰的“处座不在”把他挡在门外。真正的主人俞济时此刻正端坐后院，会客名单里偏偏没有何云。
要说俞济时手里握的牌，那真硬。黄埔一期、曾任第88师师长，战场负伤被戏称“鸡肠将军”，但资历、亲缘、人脉三合一，足够他在浙江呼风唤雨。更关键的是，他身后站着同乡兼叔父俞飞鹏——军需大佬，衣食无忧的金山银山都攥在人家口袋里。靠山如此，俞济时何惧与警察“掰腕子”？
短短一天，全城警帽不见踪影。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米市、布行叫苦连天，夜里连茶楼都不敢拉堂鼓。事态再闹下去，南京中央肯定闻讯。何云一咬牙，次日清晨又往保安处跑，这回在门口足足站了三个时辰，鞋底都快被晒化，俞济时才慢悠悠现身。
俞济时开口就把责任全甩给警局：“你的人先侮辱我军官，又集体逃岗，怎能不追？”何云只能干赔笑脸。俞济时提出“把肇事警员交军法处置”，其实就是要人头。何云心里翻江倒海，若真交人，警察系统威信尽失，于是连声求情。俞济时让步半格，要求撤掉南星桥分局局长，并公开致歉。何云如获大赦，当场同意。
中午之前，士官教育团得到命令，官兵撤回营区，街面立即安静。南星桥分局门口那辆被扣的自行车，被悄悄推回警署，却再无人敢动。几小时之间，胜负已分。警察局伤员统计出来：轻重伤三十七人，另有两把驳壳枪不知去向。
默契的平衡就此形成。俞济时在浙江的威望、何云在警界的颜面，各自保住一半。可自此以后，杭州警员只要在街口遇见保安团制服，先侧身让路成了不成文习惯。老百姓看在眼里，背后同声摇头：军爷果然惹不得。
11月，何云调往南京任总统府侍卫长，表面上风光，实质是被请离浙江这口浑水。同年冬，俞济时年仅三十整，已手握省保安处、杭州警备司令部、赣浙皖“剿匪”总指挥数顶帽子，意气风发。对浙系旧军官的整编也在翌年铺开，他亲手拉起的士官教育团逐渐扩编，进而成了后来华中“中央军”系统重要补充来源。
从“车灯不亮”衍生的群殴，说大不大，却透出民国军政格局的微妙：枪杆子与警棍子之间，终究是前者更硬。俞济时借机敲打地方警权，顺势巩固省内控制；何云虽然挂着少将，却无法同真正握兵者抗衡，只能忍气吞声调离。这场插曲为双方的仕途拐点留下一抹讽刺，也让杭城百姓见识了“大内总管”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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