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短命的江淮省！徐州没当成省会，为何仍能稳坐区域中心？
观察苏鲁豫皖四省交汇处的行政区划图，会发现这里的省界格外混乱。安徽宿州、江苏徐州向北 “插钉”，河南商丘向安徽 “反插钉”，四省地块相互嵌套，山东菏泽、安徽宿州更是形成 “一市接四省” 的格局。
即便这已是新中国调整后的结果，在平原无地形阻隔的区域，如此犬牙交错的划分仍属罕见。清朝时这里更是五省嵌套，直隶大名府向南深入，成为行政管控的薄弱地带。
如今，这片区域的苏北、皖北、豫东、鲁西南均为各省经济落后地区，行政壁垒导致的政策真空是重要原因。
而在清朝，这种 “五不管” 地带更是盗匪流民汇聚的乱序之地，威胁王朝统治。为解决此问题，各界多次提议强化管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以徐州为省会设立新省的方案。
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构想的是近代实业家张謇。1904年，他上书清廷《徐州应建行省议》，主张以徐州为中心，整合苏北、皖北、鲁南、豫东45个州县设省。
然而，这一提案最终跑偏，清廷反而将江苏按长江拆分，在江北设江淮省，与张謇的初衷相去甚远。要弄清其中缘由，需回溯江南省分治的历史旧案。
明朝打破长江天险划界的传统，将江南江北纳入南直隶，巩固南京地位。
清朝将其降为江南省后，为分而治之，将其东西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却未回归长江为界的划分方式，导致两省内部文化、经济差异巨大，成为 “散装省份” 的根源。
更特殊的是，江苏省虽设一名巡抚，却分设两个布政使司：一驻苏州管苏南，一驻南京随两江总督管江北，形成南北分治格局。
加之漕运、河道总督驻淮安，两淮盐业中心在扬州，江苏的权力与经济中心分离，南北隔阂日益加深。
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区划调整的导火索。战乱中，江苏、安徽饱受摧残，清军收复南京后，御史陈廷敬上书，认为苏皖东西分界割裂江防，提议以长江为界重新划省：苏南、皖南为江南省，苏北、皖北为江北省。
清廷虽重视此提议，实则暗藏收回地方权力的心思 —— 太平天国后，湘系、淮系等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威削弱，区划调整成为强化集权的契机。
但曾国藩等地方大员以 “祖宗之法不可轻改” 为由反对，此事不了了之。
这一信号却引发后续多次区划调整动议。而徐州在此前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明朝中期京杭运河改道，徐州脱离漕运体系由盛转衰。
太平天国战乱破坏运河，1855年黄河改道更是让漕运体系彻底崩溃，淮安的区域中心地位动摇，徐州的军事地理优势重新凸显。
彼时英国控制长江、德国侵占山东，徐州成为列强势力薄弱地带，盗匪丛生，张謇提出徐州建省，正是看中其地缘潜力，同时也有拓展自身实业版图的考量 —— 他早已预判铁路将让徐州复兴，后续金浦、陇海铁路的修建也印证了其远见。
张謇的方案具体且周全，不仅规划了45个州县的疆域，还提议将闲置的漕运总督转任徐州巡抚，解决人事安置问题。
但提案上报后，焦点却被转移到漕运总督裁撤上，徐州建省沦为次要议题。清廷最终否决其方案，转而推行苏淮分省，将南京划归江北，设江淮省，以漕运总督任巡抚，省会驻清江。
这一 “换汤不换药” 的划江而治方案，遭到张謇及江苏籍官员强烈反对，张之洞、周馥等总督也上书抵制。在74件反对奏折面前，清廷被迫撤销仅存在3个月的江淮省，分省闹剧草草收场。
虽未成为省会，徐州仍凭借铁路枢纽优势再度复兴，成为四省交界的经济与商品集散中心，格局延续至今。
此后，徐海省、徐怀省等建省方案虽屡有提出，但均因掺杂中央集权目的而失败，徐州建省的构想最终成为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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