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管辖面积到底有多大？它能与大清扳手腕，其中有何隐情？
1853年3月19日，青烟尚未散尽的金陵城头升起一面红地黄龙旗，洪秀全立在玄武湖畔对石达开说了一句“此处可安天下”，这一天往往被视为太平天国与清廷正面对决的分水岭。要弄清天国到底坐拥多大江山，就得从那声号角开始顺着时间线往前往后梳理。如果只看地图，太平军的行踪堪称一条移动的火龙。1849年广西金田村起义，1851年永安定都，继而北上湖南，转战三湘；1852年进入江西、湖北，翌年突然折向东南，兵锋直指南京。用脚丈量，他们曾踏遍18省，攻克六百余座州县；若以政府文件为准，确权的疆域停留在“七省四十七郡二百三十六县”。面积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看似不到清朝领土的七分之一，却扎在经济命脉上——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田熟、水网、丝棉、商税，更意味着人口密度全国第一。苏南一带亩产高，安徽皖中盛产粮棉，浙江台州盐利丰厚，再加沪苏浙的漕运与海运，等于握住了钱袋子。大清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从曾国藩到李鸿章，湘军和淮军的主攻方向始终围着“天京—苏州—上海”这条弧线打转。
不少人拿“区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质疑天国实力，忽视了人和钱的集中。清朝西北边疆占去大片颜色，可沙荒之地，两三成人口还靠内地拨款赈济。天国的地盘虽“小”，却“精”。一笔学者测算：1854年前后，太平天国控制区内人口约七千万，占全国三分之一。七千万人的赋税与徭役，转瞬就能变成枪炮和粮秣，这才撑起百万级别的常备军。
军粮从哪儿来？天国初期喊出“耕者有其田”，颇能煽动情绪，但真要全地平均分配，前线就会立刻断炊。于是他们折中，推行“九十留一”“招业收租”——租赋远低于清制，佃农只交十分之一的产出，其余自留；富绅土地不赎没，只要“照规纳粮”便可保田。轻徭薄赋带来一个直接结果：1854年到1858年，苏南稻谷种植面积几乎未减，与清军围堵的惨烈场面形成诡异对比。
天国对农村下了血本，对城市却显得矛盾。洪秀全和杨秀清主张“城作营，市作仓”，将老百姓迁到城外，城里只驻军。一方面强化防御，另一方面切断市井浮华，以免腐蚀士兵。但此举让苏州、杭州等手工业和金融网瞬间冻结。苏州绸缎庄老板私下对清军探子说：“再这样封城，咱们活路都没了。”商人倒向清廷，由此埋下致命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对外贸易的态度却极为务实。宁波、乍浦等口岸失而复得数次，天国军每重新占领，立即宣布“货行其途，照旧征厘”。英法商人见利益无碍，居然默认了洪仁玕的“借海运以养兵”方案。短短一年，宁波口岸替天国带来白银五十余万两，相当于清廷两广关税的十分之一。
地方治理上，乡官制度看似把政权递给了农民——五户设甲，二十五户设两司马——实际上权力仍在上层军官手里。随着首义功臣相继遇害，后期乡官成分混杂，贪腐滋生。农民“翻身”愿景落空，军饷拖欠也渐成常态。曾国藩的情报记录过一段对话：“兄台投天朝可得田地否？”“如今只得兵差，田地慢说。”一句话道破群众情绪的转折。
真要衡量两股政权硬碰硬的底气，还得看人口消耗。1856年至1864年的中下游战场，浙江折损一千六百余万，江苏约一千四百余万，湖北、安徽也在千万量级徘徊。两方对垒八年，全国净损失不低于五千万。没有庞大基数，根本撑不起这么惨烈的磨战。数字冰冷，却能说明天国的控制面远大于“纸面一百五十万”。
安徽与浙江在天国战略中地位微妙。安徽是“兵源库”，不但粮棉充足，各地义勇随招随到；浙江则是“银库”，海盐税、丝茶税源源不断。若将这两块拼图损失一角，天京就会断血。清军正是抓住这一点，1860年以“江北大营”困南京，以“江南大营”切苏杭，又利用外海舰船封锁宁波、定海口岸。至此，天国财政折断左膀右臂，靠内部摊派苦苦维持。
晚期石达开西进，四川成为最后一张底牌。占州县四十余，不到一年便被团练和苗勇合击撕裂。后人常说假如翼王在成都站稳，清廷或将腹背受敌；然而蜀道难行，再加江防天险，石达开终究没能重演1853年的奇迹，他被逼到大渡河畔，部将大哭：“不如回身东渡。”石达开只回一句：“天命不可违。”
当天国陨落，清朝表面上赢得政权，内部却元气大伤。湘军淮军的崛起意味着“中央—地方”格局被彻底改写，后续洋务与列强入侵都与此密切相关。换言之，太平天国虽败，其撼动帝国根基的威力，并不比任何外敌逊色。
天国面积不算最大，仍能与大清扳手腕，隐情就在“人口密度、经济重心、灵活财税”这三张底牌。疆域可以用比例尺衡量，财赋和人心却无法单凭尺子评估。清廷低估了这套组合拳，直到长江水面飘满火光，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早已不只是“几万广西农民”，而是一套完整且极具破坏力的地方政权模式。这，就是太平天国能与满清鏖战十余年的根源。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