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登报控诉妻子偷情，妻子强硬回击：他已经嫖到神经错乱
1938年7月5日，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特殊的启事。郁达夫以“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开篇，公开质疑妻子王映霞与“某君”的关系，并提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这则短短百字的声明，彻底撕开了民国文坛最具戏剧性的婚变序幕，也将一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这事的头在1927年就埋下了，郁达夫那时已婚有子，在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王映霞，杭州女子师范的校花，人都说明眸如水举止大方，他一眼就上心，每天写信，话说得狠，说要“赴法了却残生”，王映霞被打动，1928年两人在上海摆酒成婚，郁达夫写诗“偕隐名山誓白头”，外头看着像才子佳人，里面却不一样，郁达夫不要老规矩不拜不迎只设宴，王映霞要安稳日子，自己画自己盯着造“风雨茅庐”，钱花得多，家里账一压一层，负担就来了。
1936年郁达夫去了福州，陈仪请的，他在那边任职，家里两地分着住，杭州这边王映霞一个人，人脉往来在政学圈，和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走得近，1937年打起来，省政府搬到丽水，王映霞也去，和许绍棣一墙之隔，他那时丧妻，外面传话不断，郁达夫有一次直接到丽水住处翻看，找到三封信，许绍棣写的，其中一封把“映霞失身之夜”写得很细，后来就有了《毁家诗纪》，十九首诗连注，诗注里写“许君来信叙述当夜事很详细”，把家里事放到台面上。
汪静之把事说得更深，他有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讲到1938年郁达夫去前线劳军，王映霞那时来找他帮忙去做堕胎，医生说要丈夫同行，做完不久人没回家，在外过了一夜，回到家里讲起戴笠官邸的摆设和用度，汪静之推想孩子的事落在戴笠头上，她出于怕事不和郁达夫讲，他还提了旁的依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里有戴笠送“贵妃酒”，人追到福州去找，蒋授谦回忆，戴笠在杭州寓所常常来，像不请自来，郁达夫不爱见，搬福建的念头就是这么起的。
1939年是那段婚事的顶点，《毁家诗纪》刊出来，诗和注把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来往写得具体，日期场景都按着列，王映霞很快在《大风旬刊》发长文，她把郁达夫出入青楼的情况、精神状态的波动、居家细节都摆上来，说鞋垫里塞钱，还有十天不洗澡那类，她落笔有一句，十二年青春耗尽，名字变成书页上的谈资，她不认把写作放到生活前面这套。
这桩事透出民国知识分子在老习俗和新观念之间的拉扯，郁达夫写《沉沦》去碰礼法，他在家务上又贴旧式“启事”去管，王映霞要自由恋爱，又要体面和稳定，她和郁达夫在1940年结束婚姻，转身和航运经理钟贤道在重庆办一场大婚礼，郁达夫去了南洋，1945年遭日军杀害，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一个人把一生过到九十二岁。
这事留下的提醒一直在，私人的情感一进公共话题，真假常被叙述方式压住，谁的声音响谁的版本就占着位，学界有人说，这不是一句性格不合能收尾的碰撞，是时代裂缝里的投影，当一个人想用笔去判婚姻，摆在桌面上的常常是两面都不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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