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
徐晓华 著自 序
本书构思始于2020年初。
由于那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此后世界各地在疫情肆虐中度过了异常难熬的三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新冠大流行以来全球至少有2000万人在这次疫情中丧生。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和地区有200多个，几乎无一幸免。
无独有偶，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惨烈的“瘟疫”事件。每一次全球性疫情肆虐，大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期：15世纪中期，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超过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客观上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间接推动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航海运动和欧洲近代社会的诞生。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探险家给美洲“带去”了“瘟疫”，导致西半球大约90%的原住民死亡，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瓦解，全球主导力量不经意间开始了迈向美洲的步伐。而1918—1920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有5亿人成为受害者，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感染者丧命。由于疫情发生在“一战”之时，病毒在士兵中的传播速度和致死性很高，战争最后草草收场与此密切相关。
每每发生世界性重大疫情，人类社会都处于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由于经济跨区域快速发展和人员、贸易交流的加速，一个地区的病毒被带到了另一个毫无免疫力的地区，难免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疫情大面积传播，从侧面说明了世界开放和交流的加深；另一方面，大规模疫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对社会原有秩序形成严重冲击，区域人口数量、国家力量平衡状态、社会治理模式、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价值取向都会发生重大改变，经济发展动能和社会发展样式将因之出现重大调整。
尽管新冠疫情暴发的具体原因和背景尚未明确，但很显然人类正经历着又一次重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抗击疫情组织能力的展示，对强国势力造成的冲击，都将使这次疫情对世界大变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面对如此共同的重大灾难，已经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并没有形成同仇敌忾、共同进退的价值取向，也没有采取步调一致、守望相助的共同措施，更没能共同享受人类文明发展理应带来的成果——反而出现了大量自行其是、指责甩锅、争夺资源的情形。尽管人类应对疫情的科技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国与国之间相互协调、统一部署、相互支持、经验互享的“抗疫”意愿和组织能力，较之于数百年前并无根本改观。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于消弭当时的战争积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它无法很好协调和解决诸如世界疫情这样的人类共同的灾难和问题——该条约确立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平等、国家利益不容干涉的国际关系原则，其本质上将世界割裂成一个个互不相干而又互相竞争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实体。这样自然难以让不同的国家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统筹世界的发展，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深入，不同国家的主权已经“多孔化”——其主权、利益和平等性日益被解构和杂糅，世界正在加速向全球化文明迈进。而与之相矛盾的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确立的民族国家原则又以自身利益为依归，这就使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陷入了困境。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相关问题：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到今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国家乃至规模庞大的帝国，它们形成的动因是什么？而这些帝国名单又总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其变迁的？与三百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相比，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而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民族国家之间千疮百孔的关系，是否应该向超越于国家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型？这种转型又是否与当前出现的百年大变局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帮助我形成了这部书稿。很显然，这些问题过于宏大和复杂，并非笔者所能思虑周详和尽善尽美回答的，只愿我的绵薄之力能为人们触发更多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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