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小伙加入地下党，生怕家人知道，建国后才知：亲哥哥是代号10
1949年10月的一天，南粤海风卷着咸味扑向澳门港码头，新升的五星红旗在船桅间猎猎作响。码头边，一位名叫柯正平的中年商人遥望北方，他带着几十年未曾放下的疑问，准备踏进那间熟悉的医院。时间拨回到1920年。海丰县柯家商号灯火通明，柯家三子柯麟向父母摊开手中的退婚书，执意离乡去广州学医。父亲雷霆大怒，母亲暗自垂泪，唯有年仅九岁的幼弟正平偷偷塞给他二百元大洋。那一夜，兄弟俩借着昏黄油灯无声对视，彼此心知，各自的路已经被时代改写。
三年后，席卷南粤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十五岁的正平在学校听到彭湃的演讲，血脉沸腾。家里却只当他还在学做生意。1927年春，他悄悄在黄沙码头登上一艘小船，船舱里那封写给三哥的短笺只有一句话：愿共赴新天。
加入工农革命军后，正平学会了用沉默保护家人。每次转移前，他都会把代表身份的文件埋进荒坡土坑，连一句暗语都不敢带回家书。他知道一次疏忽就可能让整条交通线暴露，更可能牵连到远在广东行医的三哥。
1929年，他被派到香港。表面是一家叫“柯记”的烟丝铺，暗地里却是钱粮物资的集散站。一天，他听说有位神秘的“代号10”从上海传来指令，要求截获一批准备运往台湾的药品。任务完成得干净漂亮，可他从未见过那位指挥者，只在电报纸带上看见一个“10”的数字。
抗战爆发后，正平的联络范围扩到广州、澳门、北海，船只、药品、无线电器材源源不断。日寇严查华人商号，他的铺子三个月被搜了两次。危急关头，他咬牙拆掉暗室，仅带走密码本，下海游到对岸。上岸那一刻，天边炮火照得他满脸通红，那种撕裂的疼痛告诉他：不能回头。
1943年冬，他奉命驻澳门。身份变成航运公司股东，往来英商饭局，用一口流利粤语和夹杂葡语的寒暄掩护行动。每当夜深，他会抬头看见大堂玻璃映出自己的影子，忽远忽近，像两个平行的人生。他常想，三哥若真在广州，也许早已忘记故乡方言里的腔调；也许，兄弟此生再难相见。
胜利终于到来。1949年初夏，澳门同业茶会上，正平意外听到一位老友提到“代号10”公开现身：原来那人就在广东，还是医学院的领导。正平脑中嗡地一声，手里的茶碗差点掉地。多年线索汇聚到一条可怕却又异常亲切的方向——三哥？
几天后，医院长廊里，药味与消毒水味交织。柯正平推门而入，看见三哥正整理药柜。他压低声音：“三哥，我有话问你。”柯麟放下瓶子：“坐下，正平，今天全告诉你。”下一句，像落锤般敲在正平心口——“代号10是我。”
短短十一个字，将二十多年疑惑尽数点破。那些他负责护送的药品、他接应的情报、他无数次见到却没敢追问的电报暗号，全与眼前这个兄长紧密相连。原来兄弟俩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却互不相识，原来无言的牺牲与守望竟一直贯穿他们的成年岁月。
医院窗外的凤凰树叶沙沙作响，两个曾经针锋相对躲避彼此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坦然相对。沉默良久，柯麟拍了拍弟弟肩膀，用近乎喃喃的语调说道：“任务结束了，可责任才刚开始。”那一瞬，正平的眼里没有泪，只有多年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开后的颤抖。
此后，柯正平在澳门以航运贸易为名，暗中协助人民海军筹集舰船，为解放海南供应柴油与零配件；抗美援朝时，他绕过联合国封锁，把数十箱电讯元件装在旧货仓里运往大连。1960年代初，外国公司对内地切断精密机床出口，他又凭多年积累的人脉和信誉敲开了东欧厂商的仓库门。
柯麟则于1951年受命回粤创办医学院。缺老师，他亲自编教材；缺仪器，他拆下私人诊所设备进实验室。短短十年，广东第一支心外科团队在他的主持下完成。有人统计，他经手培养的医学生后来分布全国二十余省，留下的病例记录至今仍在教学楼档案柜里保存。
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似乎在新中国的晨光里重新交汇：一个在商界暗流中争分夺秒，一个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掰腕。从前的暗号此刻变成明码的信任，血脉的牵系替代了地下的电波。倘若当年任何一封家书多写一句、任何一次联络稍有迟疑，都可能让今天的相聚化为泡影。
往事尘埃散尽之后，外人只看见传奇，却少有人知道他们曾怎样压抑自己的亲情，怎样把每一份温情都藏在灰暗角落里。正是那份自愿的隐忍，才给后来者留下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通信线，也给今天的史料提供了最真实的注脚。
南国的阳光依旧炽烈。码头上汽笛一声长鸣，船身微微晃动。柯正平整了整西装，快步走向前舱。他知道，远方还有更多航线等待开启，而身后那棵凤凰树下，兄长早已换好白大褂，准备迎接下一场手术。曾经的暗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同一面旗帜下继续前行的静默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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