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邱疯子，也是邱秀才
1949年1月10日凌晨，陈官庄村外寒风刺骨，枪声忽止。邱清泉翻身欲起，子弹却已撕裂动脉，他紧握手枪，却再没机会扣动扳机。许多年后，不少老兵仍记得那具覆满尘土的军服——一个传奇，就此定格在47岁。有人说他是“邱疯子”，冲锋时不顾生死，骂起长官从不留情；也有人称他“邱秀才”，深夜帐篷里写诗译书，连德文都能掉书袋。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样的角色极稀罕：既能吟诗，也敢拼命，脾气又像炮仗。
时间拨回1902年，他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贫寒塾师之家。家里供不起油灯，他便把破旧书页贴在窗纸上借月光辨字。邻里笑他“书呆”，他却回一句：“十年后看。”口气不小，倒像少年狂生。
1923年，他考进上海大学社会系，课堂上听邓中夏讲马克思，也跟于右任练书法。青年邱清泉迷上了“改造中国”的激烈思潮，却很快发现手里无兵，理想无凭。于是，他做了一个在同学看来“太跳跃”的选择：弃文从戎，南下广州投考黄埔二期。
入校前，他跑到江边给算命先生塞了两枚铜元。老者摇头晃脑道：“南方有贵人。”他信了。后来，蒋介石果然把他当成心腹学生，“贵人”二字，他一直当真。这份迷信，此后伴随终生。
1928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传闻他在柏林街头看见普鲁士军乐队，一边拍手一边用德文背诵《内线战术》。同学笑他“中外皆书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打仗靠脑子，不靠咧嘴。”
留德归国不久，“卢沟桥炮火”把中国推入全面抗战。1939年冬天的昆仑关最冷，山风夹着血腥味。第五军官兵蜷缩乱石之间时，他却拎着望远镜站在制高点，高喊一句：“兄弟们，跟着我冲！”一句话，比命令更顶用。日军第五师团号称“钢军”，终被打到尸横沟谷。战后，美军顾问直言：“中国军人里少有这样扑杀式打法。”这一年，他37岁，先后负伤三处，但给部下的慰劳信仍以“诸君勿念”开头，带着文人的客气。
龙陵战役再次证明他的狠劲与脑子并存：先用火力压制，再绕小道迂回，日军工事被拔掉时，旅参谋长惊呼“像德军。”战后，他写下一封战例汇报，自创一句“火力重于兵力，补给胜于勇气”，语句不华丽，却让许多同僚抄写学习。
夜深时，他仍然写诗。最得意那句“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写完后握笔沉思，据说连值班官都不敢出声。有人讽刺“写诗能挡子弹？”他笑回：“诗留人，枪灭人；两手都得硬。”这番骨子里的傲气，让不少人敬也头疼。
狂傲不仅体现在诗句，更在酒桌。一次作战会议上，他瞥见刘峙报告纸上错字，脱口而出：“猪都比他懂写字。”场面一度尴尬。另一回见到黄百韬，他故意放慢脚步，抖了抖军帽说：“裙带关系也能当兵团司令？怪事。”旁人惊得说不出话，却没人敢当场顶撞。
有意思的是，他越对上级刻薄，越肯为部下承担。第五军士兵记得：枪支一日三检，逃兵一次枪毙例外；遇缺粮，他把个人口粮全拨给重伤员。行军途中，他突然停马，只因看到一名小号兵鞋底脱落，叹了句：“兵不暖，战不胜。”
然而，迷信始终是他难以割舍的影子。1948年淮海战役前，他驻军商丘，愣是觉得“商”与“伤”近音，连续三封电报请求换驻地。杜聿明调侃：“你从德国带回的战术不是算命术。”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宁可信其有。”到陈官庄被围，他盯着院里那棵古槐，硬说像个“困”字，逼着工兵夜里锯树。士兵嘀咕：“邱司令怕的不是树，是天意。”没人反驳。
1948年11月，黄百韬兵团被围于碾庄。邱清泉奉命西援，兵锋直指双堆集，连打十多天没啃开缺口。弹药告急，他仍要进攻。副官低声劝：“要不要暂缓？”他冷笑一句：“总座高见，照办！”短短六字，既是对蒋介石的忠，也藏着对现实的无奈。
1月10日，天色未亮，霜白地面像铺开的白布。他带着一个团突围，冲出第一道封锁线，却在第二道火力网前被机枪扫倒。随行通信兵要背他撤退，他挥手：“别浪费子弹。”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邱清泉活着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总是对立——勇猛与傲慢同框，深情与鲁莽并存；死后，褒贬仍难统一。抗战功勋摆在那里，昆仑关、龙陵的战绩无法抹去；内战中的刚愎和“一二一惨案”的枪声，也同样写进史册。
几十年过去，研究者翻阅他留下的《教战一集》《建军从论》，还能看到那行硬笔手迹： “军人无论胜败，唯求无愧。”简单八字，倒像给自己写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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