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才是汉文帝皇权的最大威胁
文 / 子玉
汉文帝是历史上的明星皇帝，他在位期间不仅成绩突出，抑制功臣派的帝王术更是堪称经典，但实际上，汉文帝即位之后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来自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的权力威胁，而是合法性的挑战，尤其是在惠帝一系退出历史舞台刘氏诸王都有继承皇位的血统优势的情况下。
众所周知，汉文帝是因为功臣们在发动兵变将吕氏外戚清洗并否定了汉惠帝子嗣的血统之后登上帝位的，在史书的记载中，汉文帝从诸侯王到皇帝的流程走得是非常的顺利。
但实际上，现实的历史远比史书上所呈现出来的更为复杂，史书一般是将结果平铺在大家面前，实际上这个结果是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且是被一系列变数影响所最终呈现的。
就比如汉文帝即位其实也是被一系列变数推动的结果。首先，诛吕之变是由齐王刘襄和身在京师的朱虚侯刘章挑头的，齐王兄弟的最终目的是在清除掉吕氏之后由齐王做皇帝，而功臣们则打算利用此事件从吕氏手里夺取军政权力。
对于功臣们来说，最好的方案就是平和过渡，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将吕氏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开启功臣辅佐少帝的模式。
也就是说，功臣并没打算诛灭吕氏，也没打算清洗惠帝的子嗣，因为，换皇帝的成本太高，不管选谁，新皇帝都会重用自己的心腹，这一点，功臣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但是呢，因为刘章的参与，功臣却陷入无比被动的局面。当时，周勃让刘章保卫皇帝，但刘章却转身诛杀了吕产并前往长乐宫诛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如此，功臣就不可能通过温和的方式从吕氏手里转移权力，因为，双方已经是针锋相对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功臣们就只能接受现实，对吕氏一族进行物理清除，于是，吕禄等吕家人在次日就都被诛杀，吕氏外戚被彻底从汉朝政治中剔除。
不过，即使如此，大臣们也还没想换皇帝，不仅承认少帝刘弘的帝位，还将刘弘的弟弟济川王刘太迁往领地更大的梁国。
至于大臣们为何此时没有质疑刘盈诸子的血统则是因为，事件的走向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大臣们需要缓冲一下，商议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经过七天左右的讨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慧子也。”
既然惠帝诸子的血统已经被否定，那么换皇帝就是必然的事情，而大臣们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则是，怕少帝长大之后追究他们夷灭吕氏的责任。
但是呢，换皇帝毕竟是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当时，在公开讨论时各方也都推选出能代表己方利益的人，比如，有人就认为，齐王刘肥是高帝刘邦的长子，那么他的儿子现齐王刘襄就是高帝的嫡长孙，应该被立为皇帝。
关于刘肥可能是刘邦嫡长子的事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只叙述事情的发展。
当时，支持刘襄的很可能就是御史大夫曹窋，因为，他的父亲曹参当年在齐国干了八年的相国，而曹窋也跟随父亲在齐国生活了八年之久，他们和齐王父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如果刘襄即位，这对整个曹氏家族都是极为有利的。
再说，在吕氏一族被诛灭、少帝的血统被否定之后，齐王不管是从实力层面还是在宗室中的地位来说都是继承帝位的最热门人选。
不过呢，当时也有人支持淮南王刘长，因为，他和代王刘恒是高帝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
最终，众人经过激烈讨论之后将新皇的人选锁定为代王刘恒，原因是，代王比淮南王年长，又仁孝宽厚，而且他母亲家族的人的素质也都还不错，不会复制之前吕氏外戚专权的局面。
这是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可能还是因为周勃和代王一家走的比较近，因为，周勃在平定陈豨叛乱期间可是在代地停留过两年的时间，必然和代王一家有所接触，这从之后代王来到长安周勃想要和代王借一步说话的细节中就能看出来。
作为此次诛吕之变的实际指挥者和功臣群体的领军人物，周勃完全可以作主将新皇的人选锁定为能够代表自己家族利益的代王。
支持代王更符合周勃的利益 图源/剧照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一个细节，曹窋在诛吕之变中的职位是御史大夫，但在群臣请求代王即皇帝位时御史大夫已经是张苍，至于曹窋为什么会被从三公序列中剔除，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支持齐王的原因。
由此可见，刘恒即位为帝是经过各股势力的激烈博弈之后所呈现的结果。刘恒接受大臣们的劝进之后，东牟侯刘兴居也就积极表现，表示要为新皇帝清除障碍，然后和太仆夏侯婴一起入宫将少帝刘弘从未央宫内迁了出来，并在当晚对少帝、梁王、淮阳王和常山王进行了物理清除。
随着少帝及其兄弟被清洗，汉帝国的皇位世系彻底由惠帝刘盈一系转移到了汉文帝刘恒一支，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么，既然刘恒是以代王的身份被拥立为皇帝，又不具备齐王一系的血统优势，且曾经被部分大臣所反对，那么他即位之后必然是战战兢兢，害怕坐不稳皇位，据《史记.律书》记载：“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不终。”
大家都以为，文帝的主要压力来自功臣，其实文帝当时最大的困局是合法性危机，因为，合法继承皇位和被拥立完全就是两种性质，而且当时的高帝子孙都有继承帝位的资格，文帝真正的压力是来自宗室。
为了解决合法性危机，文帝首先是以雷霆手段接手了京师的军权，以亲信宋昌为卫将军统帅南北军，以舅舅薄昭为车骑将军统率郡国车骑，在掌握军队之后，文帝才稍微安心。
接着就是对此次兵变进行定义，在即位的当晚文帝所下诏书中就有这样的话：“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
将吕氏定义为谋逆者。实际上，真正的谋逆者是齐王兄弟和功臣，但文帝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也只能将他们认定为“功臣”，不仅让周勃做了丞相，还将吕后时代齐国被分割的城阳郡、济南郡和琅琊郡归还给了齐国，并加封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各两千户。
四天后，文帝在所下诏书中进一步对吕氏进行否定，曰：“吕产自置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
否定了吕产和吕禄曾经作为相国和上将军的合法性，进一步将吕氏的行为定义为谋逆、准备代取刘氏。
但是呢，此时的文帝更多也只是将吕氏定义为谋逆者，但他的合法性危机依然没有解除，因为，在诛灭吕氏之后不管是齐王还是淮南王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文帝此时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宗室。
这是在刘邦和吕后先后去世之后宗室竞争的必然，诛吕之变只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格局，尤其是面对齐王这样的实力派，文帝更是睡不着觉。
于是，打击齐王就成为文帝稳固皇位的重点，而汉文帝的策略也是照抄吕后之前的作业，对齐国进行分割。文帝即位的当年，刘襄在郁闷中去世，太子刘则继承王位，是为齐文王。
接着，文帝以齐国的城阳郡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以齐国的济北郡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
这里多说一点，在诛吕之变中，功臣曾经承诺事成之后分别以刘章和刘兴居为赵王和梁王，但文帝根本就不敢这么做，因为这样齐王一系的实力只会更强，自己的危机会更大。
那么，既然功臣承诺过给这两人封王，文帝就索性从齐国分割土地将他们封王，如此既履行了对两人封王的承诺，还弱化了齐国的力量，一举两得。
这就是齐王一系为什么是汉初最不稳定的诸侯王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朝廷的恩怨太多。之后，先是刘兴居造反，接着刘章去世，完了又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中出自齐国一系的就有四国，分别为：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和胶东国。
当然，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齐王刘肥的母亲曹氏丢失正妻的身份，这个，我们之前也论证过。
除了齐王，淮南王也是对文帝帝位威胁最大的人，因为，刘邦的儿子就剩他两，由于文帝是以诸侯王的身份继承皇位，那么刘长也具备这种资格，这就是刘长在文帝面前很随意、经常在公开场合称呼文帝为“大兄”的原因。
刘长有作为皇帝唯一在世的兄弟的优越感 图源/剧照
最终，刘长也走上了谋反之路，在被文帝治罪之后绝食而亡。实事求是地说，刘长最终的失控和文帝的纵容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帝对于刘长很有点郑伯克段的意思。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童谣中就能感受出来，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没办法，皇家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兄弟。对此，人们都认为是文帝贪淮南国的地，但实际上，文帝更多是为了稳固皇位而已。
当齐王一系和淮南王一系的力量被削弱之后，文帝的帝位也基本上就稳了。
除了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外，文帝还同时对功臣进行抑制，典型就是周勃被迫辞去右丞相之位，不久还被文帝关进大狱折磨了一番。
从周勃在文帝时代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看出，功臣最初确实没有换皇帝的必要，因为，成本太高，新皇帝即位之后必然会重用自己的心腹，功臣们属于是被齐王兄弟打乱了节奏。
在将周勃等人赶回封地之后，文帝也将来自功臣的威胁降到了最小。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陈平的精明，他为什么在诛吕之变后刻意强调周勃的功劳，说什么“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就是为了突出这场兵变周勃作为主导人的地位。
最终，周勃被文帝各种打击，而陈平却还能自在地做丞相，陈平的段位之高由此可见，这也反向证明了周勃确实不懂政治。
在这一套组合拳打完之后，汉帝国随着文帝帝位的稳定也进一步恢复了秩序，开始切入大治的局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汉朝之所以会出现文景之治，这和文帝的意外即位和之后稳固帝位的一系列帝王术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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