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校科长认出昔日八路军老团长，立即将其逮捕枪毙
1950年的西南军政大学，一位科长偶然认出了昔日八路军的一位老团长。本以为是战友相见的温馨场面，却没想到，这位科长立即下令将其逮捕，随后这位老团长就被枪毙了。
这位老团长究竟是谁？他为何会被枪毙？
旧识重逢1950年初，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正在例行查看新学员档案。
那是一份普通的学员履历，姓名、年龄、籍贯、从军经历，表面上毫无异常。
但他越看，眉头却皱得越紧：这个叫“刘振强”的学员，籍贯在河南永城，曾在西北军服役。
后又有一段模糊的“抗战游击队”经历，被国民党收编，随军起义，进入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进修。
这份经历太熟悉了！那段“游击队”的含混说辞、那模糊而刻意省略的战功、甚至那几乎复刻般的调职与变动节奏，一点点将他带回到十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
彼时，他还只是八路军第十七团的司法科长，手握一支笔，替团长刘子仁处理各种政法事务。
他本以为那位外表谦和、笑脸盈盈的刘团长是一位有担当的将领，直到他从废墟中翻出那封刘子仁亲笔的投敌信，他才明白，什么叫“披着羊皮的狼”。
而今，这头狼竟换了皮，换了名，换了腔调，混进了这所他亲手建设、寄予厚望的学校？
一股怒火从胸口腾地窜起，但王玮并没有立刻发作，他稳了稳心神，按下办公室的电铃，低声吩咐通讯员：“把刘振强，叫来一趟，就说政治教育科科长找他谈话。”
几十分钟后，门外响起三下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王玮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叉。
门被推开，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沉稳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一身学员制服，神态谦逊，目光里还带着一丝试探与不安。
王玮几乎是一瞬间就确认了来者的身份，他站起身，笔直地看着对方，一字一句地问：“你不是刘子仁吗？”
那人身形一震，脸上划过一丝不可察觉的慌乱，但旋即镇定下来，陪着笑说：“您认错人了，我叫刘振强，不是什么刘子仁。”
王玮猛然站起身，声音骤然拔高，几乎震动了整间屋子：“刘团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司法科长王玮呀！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
刘子仁终于支撑不住，瘫坐在椅子上，额角冷汗如注，嘴唇颤抖，眼神开始游离。
王玮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他走到门口，拉开门：“来人！通知保卫部，将这个人控制起来，他是叛徒刘子仁！”
三人投敌时间回到1940年冬，豫皖苏边区的寒意尚未褪去，抗战前线的枪声已经逐渐趋于沉寂。
此时的刘子仁，刚刚升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十七团团长，并兼任夏邑县县长。
组织给予他的信任已至顶点，甚至将整顿边区思想、巩固防线的重任，一并交至他的手中。
可谁曾想，这样一位“骨干干部”，却成了投敌叛变的主谋之一。
彼时，刘子仁风度翩翩，言语得体，不论在上级面前还是士兵中间，皆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他在表面上极尽忠诚之姿，私下却悄然与耿蕴斋、吴信容结为同盟。
这两人原本同属八路军体系，且与刘子仁私交甚笃，一个是地头蛇，一个是老战友，再加上刘子仁这个中间人，三人看似各自为政，实则早已在暗中勾连。
如果说耿蕴斋是出于不甘心被“明升暗降”，吴信容是被旅长之位横刀夺爱，那刘子仁便是三人中最为狡猾、最为危险的一位。
他清楚地知道，一旦情势逆转，八路军这条船上容不下他那副“见风使舵”的旧军阀身骨。
于是，他开始筹谋退路，他照常参加会议，照常布置作战任务，甚至在“慰问士兵”的晚宴上，还亲自端酒敬政委蔡永，笑得一脸忠厚。
但就是这副面孔背后，他悄然起草了一封密信，悄然派人夜渡小河，将信件送往耿蕴斋和吴信容的驻地。
而组织早已察觉耿、吴两人思想出现动摇，遂由彭雪枫发出密电，指派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前往二人处进行劝解，要求刘子仁配合，协助行动。
密电内容机密程度极高，信任的份量更重，但彭雪枫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协助者”，在背后插了刀子。
他明面上安抚李忠道“放心，这事交给我”，背地里却转手将计划写入第二封密信，递给了二人，并附上警告：“吴芝圃此次来，是设鸿门宴，身边带有神枪手，切勿赴宴。”
三人由此完全破釜沉舟，铁了心要叛，刘子仁以“鸿门宴”为陷阱，扣押了旅部派来的干部五十余人，包括连以上的政工干部、老红军、通讯骨干。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事发当晚，他还安排亲信悄悄伏击前来执行任务的营级指挥官，在几个小队长的协助下，迅速夺取他们的武器。
刘子仁的得意亲信朱世华，甚至公然在大院门口调侃那些被绑的政工干部：“各位，别不识抬举，识时务者为俊杰。”
若非当晚有干部趁机突围，将消息带出，这场背叛或许还会被他延后数日，彻底转化为一场血洗。
几日后，三人率部两千余人，全面投敌，正式归入汤恩伯麾下。
汤恩伯亲自接见，笑称“三雄归义”，并封耿蕴斋为苏鲁豫皖挺进游击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长。
从此，曾在豫皖苏浴血奋战的八路军阵地，被三人投敌反戈，一步步蚕食瓦解；数以千计的地方干部遭受围剿，家破人亡。
为了掩盖身份，他数次更名换姓，或称“刘振强”，或名“刘义信”，在豫皖苏一带流窜。
尘埃落定1949年的中国，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叛徒、投机者、旧势力纷纷换上新装，企图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再次立足。
在解放军席卷中原、国统区军政土崩瓦解的最后关头，刘子仁抓住一次“起义”的机会，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解放军接管政权，部队急需整编，对于这些自称“起义人员”的旧军官，组织秉持着“改造、教育、以人为本”的方针。
刘子仁伪装得极好，他参加学习班，写检讨、写思想报告，说得慷慨激昂，几乎像是一个“重获信仰”的楷模。
甚至有人被他那副“痛改前非”的样子所打动，还夸他“转变快、觉悟高”，但这副“觉悟”的外壳下，包裹着的仍是一颗惧怕清算的心。
1950年，刘子仁以“起义军官”身份被送入西南军政大学进修，他以为自己藏得够深，改了名，改了籍贯，简历中“抗日经历”写得模糊而巧妙。
他将“第十七团”改成了“地方游击纵队”，将“汤恩伯部”伪称为“新八军系统”，甚至连投敌那段也用“失散”一笔带过。
直到有一天，那份档案被送到了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的办公桌上。
命令下达的当晚，保卫部门的人悄然行动，刘子仁被带走时，没有挣扎，只是嘴角抽搐，眼神空洞。
消息层层上报，最终送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案前，吴芝圃看完报告，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话：“押解开封，依法审判。”
1950年冬天，开封的操场上架起了刑台，刘子仁被押上台，双手反绑，脸色灰白。
宣判书在寒风中展开，当最后一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读完时，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刹那间，枪声响起，那不只是对一个叛徒的惩罚，更是一场信仰的洗礼。
刘子仁的一生，是一场背叛信仰、践踏忠诚的悲剧，他以为伪装能遮蔽真相，以为岁月能冲淡罪恶，却没想到，正义虽迟，总会如期而至。
枪声响起，是对叛徒的终结，更是对忠魂的告慰，而那些背叛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后人唾骂、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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