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笋杀人案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事发田间）
嘉庆二十三年，安徽庐州府舒城县，县中有一百姓，叫做王助饶。
王助饶是个农民，在县里有几亩薄田，他耕耘田地，全都种了蔬菜，数年间就以卖菜为生。
在王助饶的菜地边上，有一个竹园，这个竹园呢，是同县百姓王延宽的。
要说这个王延宽还是熟人，和王助饶本是同宗，都是舒城王家的族人，是亲戚。
王延宽的竹园，修的很雅致，当然不是什么大园子，很小，很多地方还都是用篱笆围起来的，但园中竹子长的茂盛，青翠挺立，自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有这么一天，王助饶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菜地里除草，他锄着锄着，在靠近竹园附近的地头上，发现了两个尖尖的，嫩黄的笋尖。
菜地里怎么会长笋尖呢？其实这是竹园里的竹子从地底延伸到菜地里的竹根，发芽了。
王助饶把身子一蹲，用手一阵扒拉，扒拉出两个还带着湿泥的笋壳，他在心里嘀咕，说这竹笋长在了我家的菜地里，那这不就是属于我的么？
王助饶的想法很简单，竹笋长在自己的菜地里，用自己的土，喝自己的水，吃自己菜地里的营养，那就理所当然是自己的，自己又没到竹园里去偷，去抢，谁也管不着。
王助饶挖啊挖，挖啊挖，折腾了好半天，终于把那两颗才刚刚破土的竹笋挖了出来，揣在怀里带回了家。
至于带回家做什么，也许是卖掉了，也许是炒菜吃了，清时竹笋是贵物，寻常百姓消受不起，王助饶得了这两颗笋，也算是给家里改善伙食了。
这世上啊，它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这个事情就被王延宽给知道了。
您说这么小一个事儿，王延宽怎么知道的呢？那是因为，王延宽比王助饶发现这两颗竹根要早的多，他早就留意上了，王延宽的算盘打的山响，他还期待竹根茁壮成长，再给他长两颗又高又粗的大竹子出来呢。
结果，第二天王延宽到地头一看，竹根早被破坏殆尽了。
王延宽很生气，但他没有直接找王助饶去理论，而是找到了王家的族长王邦宁，请王邦宁为自己主持公道。
（清朝百姓）
要说王助饶也是敢作敢当，被叫来之后他大方承认，竹笋就是自己挖走的，我在我自家的菜地里挖竹笋，干别人何事？
王助饶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但是族长王邦宁认为他没道理，不仅认为王助饶没道理，反而认定了王助饶的行为属于是偷窃。
给王助饶定下罪名之后，王邦宁对王助饶是大声呵斥，并且极有可能要求王助饶道歉认错，归还竹笋，以及对王助饶进行物质上的惩处。
王助饶，二十多岁，年轻气盛，本来他就觉得自己压根没做错，眼下被族长是又训又骂，受了委屈，就梗着脖子不服，顶撞了族长几句。
我们知道封建时代大家庭里的族长，那身份地位很高，很有权威，说一不二，全家上下甭管多少号人，那都得给族长面子，都得听他的，王助饶一个小辈，公然顶撞自己，让自己下不来台，王邦宁一下子就恼了，王邦宁也顾不上自己的长辈身份了，撸起袖子，抡起胳膊，结结实实的就把王助饶给打了一顿。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并因王助铙不服顶撞，向其拳殴推跌。
带着满身的泥土和脸上的淤青，王助饶灰头土脸，回家了。
家里有谁呢，是王助饶的母亲王施氏和弟弟王助遗。
一看儿子挨了打，王施氏十分关心，赶忙就问王助饶怎么回事儿，王助饶把事情一说，王施氏很气愤，她认为族长判罚不公，而且作为长辈，不该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动手打孩子，母亲护子心切，决定要为王助饶讨个说法，到了晚上，王施氏带着另外一个儿子王助遗就去了族长家，质问族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在一个男权与家长制主导的社会中，一个妇人的力量是何其微小，能量是多么的不足，王邦宁没有给王施氏任何的情面，不仅将母子二人狠狠的斥责了一顿，还讥讽王施氏教子无方，最后让几个伙计把王施氏母子给赶了出去。
在刑部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助饶刚回家的时候，和母亲诉说事情的经过，言语中有这样的话：
《刑案汇览·卷四十九》：...有如此穷苦...要受人欺辱之言...
王助饶向母亲感叹，说咱们是穷苦人家，生来就要受到有钱人的欺凌。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狠狠的剜着王施氏的心，回家的路上，她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她要拼命，她要用自己的性命，作为最后的控诉，去报复王邦宁，让儿子不再委屈。
（以命相搏）
回家之后，两个儿子睡下，后半夜王施氏打定主意，她穿上衣服，偷偷出门，独自走到了王邦宁家的大门口。
王施氏没有哭喊，没有叫骂，她没有打扰王邦宁，但她用最原始，最惨烈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心中所谓的“复仇”，那就是不停的用头撞在王邦宁家的墙上，每一撞都毫不留情，用了十足的气力，而且一刻不停，直到力竭昏晕，重重倒地，失去意识为止...
书说简短，后半夜兄弟二人起来放水撒尿，却发现母亲不见了，二人暗叫糟糕，生怕母亲又偷着去找王邦宁理论，二人七手八脚穿上衣服，赶紧出去寻，三步并两步，快步匆匆，很快就寻到了王邦宁家，一眼望到门前，王助饶哎呦怪叫一圣，两腿发软，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他也没力气爬起来了，趴在地上是嚎啕大哭，不能自已。
您说王助饶看到什么了？她看到母亲满脸是血，被直直的吊在了王邦宁家的门环上，脸色铁黑，早已气绝。
可以想象，当王助饶看到母亲尸体的那一刻，该是何等的惊骇和悲痛，本来他白天就被王邦宁打了，闹了不愉快，晚上母亲上门讨要说法，又被恶劣对待，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认定，是王邦宁害死了自己的母亲。
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王助饶怒发冲冠，他带着弟弟直奔县衙是击鼓鸣冤，血泪陈词，控诉族长王邦宁杀害了自己的母亲王施氏。
双方各执一词，王家兄弟说王邦宁平时欺负穷人也就算了，如今还敢杀人行凶，王邦宁则说他们胡搅蛮缠，血口喷人，自己早早就歇息了，一整晚压根就没见过王施氏，双方说的都有模有样，县衙难以决断，干脆把案子往上报，从县衙报到府衙，府衙再报臬司，臬司再报巡抚，最后这案子就落到了时任安徽巡抚，康绍镛的手里。
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太原人，乾隆五十七年的举人，嘉庆四年的进士，这个人很不一般，在做巡抚之前，康绍镛还做过布政使，做布政使之前，康绍镛则是从军机处出来的。
您想想，军机处，那是大清朝廷级别最高的机构，在这里边待过的，那没有头脑简单的，嘉庆十八年开始，康绍镛就曾经亲自帮嘉庆办过好几个大案要案，人家是专业的，接手案件之后，康绍镛连夜审讯，密切寻访，很快调查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这事儿啊，还要从王施氏在王邦宁的家门前撞晕开始说起。
小儿子王助遗，脑子比较灵活，想法多，回来的时候他就感觉母亲的脸色不太对，他就一直惦记着，后半夜他就醒了，醒来之后他发现母亲不在，心说坏了，这是要出事儿，立刻就爬起来奔着王邦宁家去了。
才到王邦宁家的大门口，王助遗就看到了让他几乎是魂飞魄散的景象，母亲额头破裂，鲜血淋漓，鼻息已微若游丝，再不施救，恐怕就来不及了。
正常人的反应肯定是大声呼救，赶紧请郎中，或者干脆叩开王邦宁家的大门，想来王邦宁就算和大哥有过节，可紧要关头，人命关天，他也不会见死不救。
可是，就在这一刻，王助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个恶魔一般的想法袭上心头，母亲本就是来告状申冤，是来报复王邦宁的，母亲既然一心求死，眼下马上也就活不成了，何不顺势将她勒死，然后将母亲的死嫁祸给王邦宁呢？
对于王助遗的这个想法，作者只有七个字可以评价：
纯畜生，禽兽不如。
这**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王助遗还真的干得出来，他心一横，马上就从身上摸出一条麻绳，套在尚存一息的母亲的脖颈处，紧接着浑身用力，绳子收紧，可怜的老母亲仍在昏迷之中，活生生被儿子给勒死了。
确认母亲已死，王助遗又赶紧伪造现场，把母亲的尸体挂在了王邦宁家的门环上，最后火速返回家中，叫醒还在熟睡之中的王助饶，那演技老逼真了，说哥啊，我刚醒，发现母亲不见了，赶紧跟我出去找找吧！
在王助遗的指引下，兄弟二人七拐八拐，很快就走到了王邦宁家的大门前，后来才有了王助饶错把王邦宁当成杀人凶手，告上公堂的那一幕。
（清代官员）
经过康绍镛的调查寻访，以及一系列证据的搜集，王助遗当堂认罪，被判了凌迟处死，整整割了他三千多刀，而那个因为两颗竹笋而惹上事端，最终引得家破人亡的王助饶，则被定了一个诬告罪。
有清一朝，诬告反坐，王邦宁没杀人，你告他杀人，衙门查出来你是诬告，那么王邦宁没事，你就要承担这个杀人的罪名，这就叫做反坐。
按律法，应该把王助饶处死，但康绍镛考虑到他毕竟是为母申冤，因此罪免一等，只判了他一个徒刑，徒刑之后再流放。
但是嘉庆皇帝对这个案子并不满意，他认为所有的恶果，最终的悲剧，最初都是因为王助饶引起的，如果他不去挖那两颗竹笋，他母亲就不会为了他讨说法，不为她讨说法，也许就不会有后边的事情了...
现代刑法主张罪责自负，一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先不说王助饶挖竹笋这事儿对不对，本质上王助饶是完全无法预见这会引发弟弟弑母的极端后果的，皇帝将他视为整起案件的始作俑者，并且据此而加重处罚他，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归罪，所以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不合理的。
但那毕竟是清朝，是封建时代，嘉庆和道光，他们已经是比较有正义感，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做到为民做主，惩奸除恶的皇帝了，可本质上，在他们心中，法律的最高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个案的正义，而是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秩序，所以，王助饶最后被从重处理，判了一个满流。
康绍镛判的流刑，也许是两千里，也许是两千五百里，但皇帝判了个三千里，而且是永远流放，一辈子都不许再回来了...
王施氏身死，王助遗凌迟，王助饶流放，王邦宁作为族长，被这个事情一闹，也名声扫地，倒是那个种竹子的王延宽，保持了极低的存在感，搞不好趁机吞并了王助饶的菜地，心安理得的全都种满了竹子...
参考资料：
《清实录》
《刑案汇览》
赵涛.清朝赦宥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21
郑筠超.清代刑名幕友擅权现象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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