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天使门格勒的猎物：纳粹痴迷双胞胎的真相，藏在优生学谎言里
“双胞胎！双胞胎！” 十岁的伊娃・莫泽斯（Eva Mozes）在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的筛选平台上，于一片混乱中紧紧抓着母亲。此前，她从匈牙利被塞进一节火车车厢，经历了一段仿佛没有尽头的旅程才抵达这座死亡集中营。此刻，她和双胞胎妹妹米里亚姆（Miriam）紧紧依偎，纳粹卫兵用德语嘶吼着指令，打破了周遭的死寂。突然，一名党卫军（SS）卫兵在这对同卵双胞胎面前停下脚步，向她们的母亲问道：“她们是双胞胎吗？”
“这是好事吗？” 母亲颤抖着回应。
卫兵点了点头 —— 伊娃的人生从此彻底改变。党卫军一把抓住她和米里亚姆，在姐妹俩的尖叫与对母亲的呼喊声中，将她们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这一别，便是永诀。
伊娃与米里亚姆，成了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一项大规模非人道医学实验计划的受害者。这项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成千上万的双胞胎，其中许多还是儿童。
门格勒与 “死亡天使” 的恐怖实验
这项实验计划由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主导。在 “研究疾病、人体耐受度” 等看似正当的医学名义下，约 3000 名奥斯威辛 - 比克瑙的儿童双胞胎，被迫沦为实验对象，承受疾病感染、身体畸形与酷刑折磨。
每当新囚犯乘火车抵达集中营，大规模的 “筛选”（selection）便会在平台上展开 —— 双胞胎会被从其他囚犯中单独挑出，直接送往实验室接受检查。门格勒通常会将其中一名双胞胎作为 “对照组”，另一名则要承受各种非人道对待：从强制输血、人工授精，到注射致病病毒、截肢，甚至被直接杀害。死去的双胞胎会被解剖研究，而幸存的那一个，最终也会遭到同样的杀戮与解剖。
对门格勒这样的优生学家而言，伊娃与米里亚姆这样的同卵双胞胎，是 “完美的研究样本”。他们认为，既然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组，那么两人之间任何身体或行为上的差异，都应源于环境而非基因。在优生学家的扭曲认知中，基因是导致 “不良特质”（如犯罪、贫困）与社会问题的根源，而通过 “选择性繁育”，就能推广 “社会认可的特质”，根除这些 “不良倾向”。
优生学：从双胞胎研究到纳粹伪科学
双胞胎研究本是科学探索的一部分，却被优生学家用来为歧视正名 —— 他们以此论证，应对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LGBTQ 群体、残障人士等 “拥有不良基因特质的人” 实施歧视。讽刺的是，正是这些催生了优生学运动的双胞胎研究，最终导致了优生学本身的覆灭。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奥斯威辛的双胞胎实验之前，利用双胞胎进行科学研究已存在数十年。尽管早期研究已逐渐证明 “环境与基因同等重要”，但优生学家仍固执地认为，通过研究双胞胎，就能破解 “先天与后天” 的奥秘。
奥特马・冯・弗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纳粹德国拥有巨大的权力与影响力。他撰写的著作直接影响了纳粹对犹太人与罗姆人的政策，宣称 “种族具有生物学基础”，“劣等种族” 会 “污染雅利安血统”。作为强制绝育与选择性繁育的鼓吹者，弗许尔收集了大量双胞胎的基因信息，试图通过统计数据证明 “从疾病到犯罪行为，一切都可遗传”。而约瑟夫・门格勒，正是他的得意门生。
和导师一样，门格勒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也是纳粹党的忠实成员。1943 年，他以医疗官员的身份进入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最初负责管理罗姆人营地。1944 年，该营地剩余的所有囚犯均被送入毒气室杀害，门格勒则被提拔为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生 —— 他因在筛选新囚犯时，冷酷决定谁该被送入毒气室，逐渐被称为 “死亡天使”（Angel of Death）。
在奥斯威辛，门格勒终于得以继续他与弗许尔早年开展的双胞胎研究 —— 这里有源源不断的 “captive 实验样本”。与早期相对合规的研究不同，他在集中营的实验完全抛弃了医学伦理与研究规范，对多达 1500 对双胞胎（许多是儿童）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实验。
这些 “门格勒双胞胎”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集中营的某些折磨 —— 他们不会被选入毒气室，住在单独的营房，还能获得额外的食物与医疗护理 —— 但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沦为门格勒实验的 “工具”。门格勒的权力、反复无常的脾气与残忍行径，让 “死亡天使” 的名号传遍集中营。
对伊娃而言，作为 “门格勒双胞胎” 的生活充满屈辱与痛苦：她常常要赤身裸体静坐数小时，身体被反复测量，并与妹妹米里亚姆的身体数据对比；她还被迫接受未知物质的注射，引发了严重的身体反应。“作为双胞胎，我知道我们是特殊的 —— 因为我们从不被允许和集中营其他区域的人接触，” 伊娃后来回忆道，“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用作基因实验的样本。”
优生学的起源：高尔顿与双胞胎研究的误区
优生学的诞生，本身就与双胞胎研究紧密相关。1883 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es Galton）创造了 “优生学”（eugenics）一词，而他最早的优生学研究，便以双胞胎为对象。
高尔顿深受其表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对 “人类如何遗传智力等特质”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沉迷于 “通过繁育强化人类‘优良基因特质’” 的设想。在他与其他优生学家眼中，双胞胎是破解 “特质源于基因还是环境” 的关键。
高尔顿通过 “自我报告问卷” 收集数据，研究了数十对双胞胎，分析他们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最终得出结论：“双胞胎的相似性源于基因”。他在著作中写道：“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种‘固有倾向’—— 它在不同人身上表现不同，却在同一个人身上始终稳定，最终必然会显现出来。”
以现代标准来看，高尔顿的双胞胎研究存在严重的偏见与缺陷，但它为优生学运动奠定了基础，也让其他优生学家坚信 “双胞胎是研究先天与后天的理想样本”。然而，优生学家的设想屡屡被实验结果打破：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一组美国研究者对比双胞胎后发现，分开抚养的双胞胎智商差异显著，但性格与行为特质却仍相似 —— 这意味着，优生学家认为 “可通过监控婚姻、清除‘不良基因’来强化的特质”，其实与基因并无关联。
研究者在报告中承认，尽管双胞胎是研究 “争议不断的先天 - 后天问题” 得 “最有利工具”，但他们的结论却揭示了优生学的核心谬误：那些被优生学家视为 “可通过基因筛选优化” 的特质，根本不具备遗传性。
战后余波：逃脱的 “死亡天使” 与幸存者的见证纳粹的战败，终结了门格勒在奥斯威辛的双胞胎实验。二战末期，“死亡天使” 设法逃脱了审判 —— 在纳粹同情者的庇护下，他流亡南美，直至 1979 年在巴西去世。
战争结束后，科学界开始直面纳粹实验的遗留问题，以及大屠杀中 “以优生学为名实施种族灭绝” 的残酷事实。1946 年，一组在纳粹死亡集中营实施安乐死与医学实验的德国医生，在纽伦堡接受了长达 140 天的审判。此次审判最终判处 7 人死刑，并催生了《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 这套研究伦理准则，为现代 “知情同意” 与医学实验规范奠定了基础。
在奥斯威辛接受双胞胎实验的 3000 人中，仅有 200 人幸存，伊娃与米里亚姆便是其中之二。20 世纪 70 年代起，伊娃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寻找其他幸存者。最终，她与米里亚姆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奥斯威辛纳粹致命实验室实验幸存者之子”（CANDLES），找到了 100 多名双胞胎幸存者，记录他们的经历，以及那些 “未知实验” 对他们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
尽管奥斯维辛实验的大部分记录已被销毁，但伊娃莫泽斯科尔（她于 2019 年 7 月去世，享年 85 岁）等幸存者的人生，仍是这些恐怖实验的鲜活见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医生本想用这类实验支撑 “种族灭绝的伪科学依据”，最终却让优生学彻底崩塌。随着双胞胎研究揭示的 “数据无法支撑优生学理论”，再加上全球对纳粹医学实验的谴责，科学家们集体抛弃了优生学，这一领域从此走向消亡。
今日的双胞胎研究：在争议中前行如今，双胞胎研究的传统认知已被新发现挑战 —— 科学研究证实，即便是同卵双胞胎，基因也存在细微差异。但双胞胎研究并未消失，它仍被用于探索衰老相关疾病、饮食失调、性取向等领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的 “双胞胎宇航员研究”，以揭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尽管双胞胎至今仍是研究者眼中 “无价的样本”，但双胞胎研究始终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下 —— 科学家们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仍需直面其与纳粹暴行相关的黑暗过往，这也让它成为科学界持续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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