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清流与肥缺的战争：京官一句话，县太爷跑断腿
油灯下，杜凤治的指尖沾着墨汁，在日记里画了个瘦长的官帽影子，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个“烦”字。窗外传来轿子的吱呀声——是李文田从总督府回来了。他不用看也知道，这位返乡的礼部侍郎，准是又在刘坤一面前提了南海县的“不妥之处”。三个月前，李文田第一次踏进南海县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手里攥着本翻旧的《顺德县志》，开口就问：“南海的漕粮征收，为何比邻县多了两成？”杜凤治当时正忙着核对某商的“谢礼”清单，闻言手一抖，墨汁溅在了账本上。他想解释“州县开销大”，可李文田的目光像针，扎在他那笔描红的“赠仪”数字上——那是某绅为了免差役送的五十两银子。
这位咸丰九年的探花郎，在京城做过皇帝的文学侍从，如今丁忧回了广州西关的泰华楼。他的案头摆着青铜器拓片，墙角的绿萝叶子油亮，每天清晨都会有同乡送来新鲜的顺德鱼生。而杜凤治呢？他是举人出身，从浙江跑到广东熬了十年，才坐上南海知县这个肥缺。他的案头堆着沾着油污的钱粮簿，抽屉里锁着各乡绅商的“赠仪”条子，连喝口茶都得算着“今日开销是否超支”。
李文田从不管钱粮怎么收、差役怎么派，他只看“该不该”。上个月北江发大水，爱育善堂的商人不肯多捐，他只消一句“我去跟总督说说”，那些平时对杜凤治爱答不理的绅商，立刻捧着银子上门了。杜凤治私下跟幕僚抱怨：“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催捐要得罪多少人！”可转脸见了李文田，还是得躬身叫一声“李公”——谁让人家是中央退下来的副部长，连总督都得客客气气递茶。
更让杜凤治窝火的是，李文田的“影响力”不花一分钱。邱捷教授点校的《杜凤治日记》里，记过这么件事：李文田在北京请翁同龢吃顺德鱼生。那鱼得是活的皖鱼，片得薄如蝉翼，配着姜丝和花生油——在19世纪的北京，这菜比燕窝还金贵。可李文田没花银子，只托了顺德同乡从广州捎活鱼，再让厨子连夜制作。翁同龢吃了一口就赞不绝口，说“这是家乡的味道”。而杜凤治呢？他上个月在广州最大的酒楼摆了十桌宴，送了总督府师爷两百两“炭敬”，对方连句正经话都没回。
后来杜凤治才明白，李文田的底气从来不是银子。他的泰华楼里挂着皇帝御赐的“学优行粹”匾额，书架上摆着自己校勘的《元史》，连门口扫街的老妇都知道“李探花是我们顺德的骄傲”。那些绅商听他的话，不是怕他，是信他——信他不贪钱，信他能替同乡说话，信他的话能传到京城皇帝耳朵里。而杜凤治的权力，是用银子堆起来的，像沙堆，风一吹就散。
最讽刺的是，李文田回京后，竟被御史弹劾“募捐余额三万两未清”。还是张之洞出面辩护，说他“因势利导筹款救灾”。杜凤治看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算某案的“谢礼”——他突然觉得，自己和李文田，其实都是官场里的棋子。李文田想做“清流”，却免不了沾地方事务的“泥”；他想做“实务官”，却不得不靠灰色收入活下去。
那天晚上，杜凤治让厨子做了盘鱼生。鱼片切得厚，姜丝也不细，吃在嘴里寡淡无味。他想起李文田请翁同龢吃的那盘鱼生，想起泰华楼窗棂上挂着的鱼干，想起自己账本上那些描红的数字——原来晚清的官场，就像这鱼生，有人吃得风雅，有人吃得狼狈，可最后，都得咽下去。
（参考史料：邱捷《杜凤治日记》点校本、《李文田年谱长编》、王维江《“清流”与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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