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遗脉的千年家园与时代新声——记介休市西大期村 作者：陈全
在介休市义安镇的汾河之南，有一座承载着六百年民族交融史的古村落——西大期村。这里北靠108国道，东临923县道，南望厂区林立。这里的人们既有草原民族的豪迈基因，又沉淀着中原农耕文明的儒雅底蕴。从元代蒙古贵戚的驻足生根，到现代乡村的蓬勃发展，西大期村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族群迁徙的印记与时代前行的足迹。草原贵戚剌氏为何在介休扎根 西大期村的灵魂深处，跳动着蒙古族弘吉剌部的血脉。据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剌氏族谱序》记载，剌氏源自“大元蒙古上都清水源人氏”，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龙兴贵戚，随皇室定鼎中原，初居燕都（今北京），元末镇守介休时在此生根。这一支系与元代皇室有着深厚的姻亲渊源—— 蒙古弘吉剌部自成吉思汗时期便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成吉思汗曾立下“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的誓言，元代十一位皇帝中，十三位皇后皆出自该部族，《剌氏家谱》中“大元皇后红甲剌氏”的记载便是这段辉煌历史的佐证。
元末明初，剌氏先祖剌子成在介休任知县，卸任后购地七百亩定居东大期村，成为介休剌氏第一代始祖。明朝中后期，其分支迁至西大期村立户，逐渐发展为村内大户。如今西大期村440 余户、1680余人中，剌姓人口达130多户，他们家中珍藏的“神主”挂图仍保留着蒙古族图腾印记，默默诉说着从草原到中原的千年迁徙史。这种族源自然就成为了村名的由来：蒙古人聚居时称“大旗”，因“旗”“期”谐音演变为“西大期”，成为民族交融的鲜活注脚。
从古庙学堂到新型校园的转变
教育是西大期村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村南的“三教堂”古庙曾是教书育人的圣地，1954年这里诞生了西大期学校的雏形。彼时条件简陋，庙房改作教室，学生们用某大户家族红白喜事的四六桌、八仙桌当课桌，两名教师承担着一至四年级40-50人的复式教学任务。
随着人口增长，1971年学校扩为五年制，教师增至4人，因桌凳短缺，低年级学生只能用砖台作桌面，自带小板凳上课，冬天靠烧土焦取暖。1975年教育体制改革后，学校升级为七年制，村委用古庙木材赶制新桌凳，增修教室与办公室，实现单式班教学。1978年虽恢复五年制，但办学条件已逐步改善。
1990年，村北新学校落成，6间明亮教室、办公室、国旗台、仪器图书室等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义安镇教委的窗口学校。1999年增修教室、教师宿舍与厨房，添置电气设备、教学幻灯；2002年更新标准桌凳与军乐器材，办学条件全面升级。从开裆裤入学的孩童到军校学子，校园里走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海军正营级军官降继忠、空军大校宋天湘、北京理工大学首位本村大学生、中部战区正团级教官郭增文…… 他们的成长轨迹，正是西大期村“耕读传家”儒家理念的生动实践。
剌氏家谱的爱国忠孝的传承 西大期村的文化传承以家谱为核心纽带。清乾隆二十六年，七世祖剌衍智撰写《剌氏族谱序》，确立了“尊其所知，阙其所不言，详其所可征”的修谱原则，反对攀附显族、虚构祖业的虚妄之举。他在序言中深情写道：“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点明家谱旨在维系“一人之身”到“兄弟之情”的血脉联结，防止亲族沦为“塗人”（陌生人）。
2009年，剌氏后嗣剌祚业重修家谱，修补原始文献，新增自始祖至第十六世的支系血统名单，使辈份脉络更加清晰。修谱宗旨也从单纯的家族记录升华为“爱国尊祖，承前启后，和谐共处，发展中华”的家国情怀。除了家谱，村里还通过革命记忆传承红色文化：战争年代涌现的烈士王启吉（1949年失踪）、剌祚禄（1946年平遥战斗牺牲）的事迹被代代传颂，成为村民爱国教育的活教材。
每年的家谱诵读会、烈士纪念活动，让“仁义忠信”的传统美德与“孝悌为本”的家族理念融入日常。正如剌衍智在族谱诗中所咏：“兄弟之情如足如手，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这种对亲情的珍视，成为凝聚村民的精神纽带。
传统村落的现代蜕变
今日的西大期村正焕发新的生机。经济产业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发展，2023年人均年收入达5000元。村内建成22亩农民文化健身公园，篮球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二期绿化工程正在规划中，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从元代贵戚的中原扎根，到明清时期的耕读传家；从战火纷飞中的英烈辈出，到和平年代的教育兴村，西大期村用六百年的历史证明：民族的交融、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坚守，是乡村生生不息的根本。我期待，这座古老村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大期”传奇。
作者简介：
陈全，1972年生人，供职于介休市体育运动中心，介休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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