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为祖先的过错而道歉吗？
这几天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启动了加州为奴隶后代提供赔偿的研究程序。这个法案在加州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在加州的华人。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么一句话，一个历史上从未蓄奴的州，让从未有过蓄奴祖先的居民，为从未做过奴隶的后代做出赔偿，这种做法合理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做任何一件事都应该有它背后的逻辑和道德的基础。加州州长纽森能够签署这样一个法案，那他们认为在道德上占优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想理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二战之后，德国是第一个被迫面对过去的国家。1951年的时候，德国总理阿登纳在议会里说，我们绝大多数德国人憎恨纳粹的罪行，虽然他们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这些罪恶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我们有道德与物质上的赔偿义务。
在这之后，德国就开始了漫长的集体忏悔，他们向犹太幸存者赔偿了数10亿美元，向以色列赔款，建立大屠杀纪念馆。2000年的时候，德国总理在以色列议会亲口道歉，请求犹太人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这种道歉不单单是给死者的，更是给德意志和以色列民族的子孙后代的。
和德国相比，日本的态度就复杂多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成千上万的亚洲女性被日本军人强迫成为慰安妇，到1990年代的时候，国际舆论要求日本赔偿道歉，但是日本政府的态度一直很暧昧，一些领导人表示非常遗憾，但他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道歉过。
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还说过这样的话，日本军队从来没有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这句话举世震惊。在当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正式对它所侵略的亚洲国家进行道歉，日本的故事说明历史的否认也许比罪行本身更可怕，因为它抹去了受害者的存在，当然也切断了民族对这个事件的反思。
在这之后，美国人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
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日本和美国成为了敌对国家，有10多万在美国的日裔被关进了集中营。1988年的时候，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个道歉法案，让每位幸存者获赔了2万美元。1993年美国国会为100年前推翻了夏威夷王国的行为正式道歉，这两次道歉因为牵扯的人数少，获赔的金额小，在美国社会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真正点燃了社会争议的导火索是对黑人奴隶后裔的赔偿以及道歉。
2008年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正式呢为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行为进行道歉。这个时候很多美国人就不干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我们这些当代人要不要为几百年前的事情负责？
这些反对道歉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奴役过别人，也没有参与过战争，我为什么要为我祖先的错误去买单？这其中不乏很多社会的精英人士，比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就说，当代人不应该为上一代人的行为道歉。美国议员亨利海德更加直白，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我为什么要替我的曾曾曾祖父去还债？
这些话代表了一种叫做道德个人主义的立场。什么是道德个人主义，就是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用为他人祖先或者国家的罪行负责。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我们还能组成一个社群吗？我们还算是共同体吗？
只对自己负责的想法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进步的意义，哲学家洛克就说过，政治权利必须基于个人的同意，只有我同意了，国家才能统治我。这是一种争取个人权利，争取个人自由的极佳的出发点。到了近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更进一步的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在投胎之前灵魂可以进行一次会议，你可以选择为你出生的世界去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但是你不能选择你能出生在什么地方，变成什么样的人。这就为这些灵魂设下了一个难题。
因为当你选择去设计对你有利的规则的时候，往往你可能会留下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你有可能投胎在你设定的有利规则的相反的一方。比如说你认为作为一个奴隶主是最舒服的，对你个人是最有利的，于是你设定了一个规则，希望你的未来出生在一个奴隶制的世界里。
可是你也有50%的可能性生下来是一个奴隶，那么相当于你前面设计的这个规则，不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成为了你这一生痛苦的来源，那怎么办？所有的灵魂在出生之前啊就要为自己设计一个最公平的世界，设计出一整套公平的规则。这样你出生之后，不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黄种人，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游戏规则里，处在一个相对公正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中。
无知之幕听上去非常合理，但是它也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抽离了自己的身份，那谁该为历史的不公正去负责？
比如说日本人将忘却慰安妇带给亚洲各国的伤害，而奴隶主的后代也就不再有义务去修正祖先的罪恶。针对罗尔斯的观点，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追寻美德》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他说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首先应该问自己我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他认为我们并不是凭空存在的个体，我们出生的家庭、城市、民族虽然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我们有继承债务和希望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并非是孤立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与无数的关系进行着交织。如果回避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就如同回避了历史，也就等同于否认了我们自己。过去我们总认为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绑定的关系，但实际上义务还可以细分。
哲学家把义务分成了三种，第一种叫做自然的义务。自然的义务是一种普遍的义务，不需要任何人去同意，比如说我们都认可的不许杀人，这就是一种自然的义务，而且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同意。
第二种叫做自愿的义务，自愿的义务是特殊的，它必须经由承诺者的同意，比如说我们做生意和别人签约，这份合同必须在甲乙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然后大家才能互为责任体。
而第三种义务称为团结的义务。团结的义务，也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同样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比如说我们对家人、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想要成为谁的孩子，也没有选择成为哪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对家庭和国家仍然有我们应尽的天然的义务。
而这第三种团结的义务，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道歉问题的核心。要想讲清楚团结的义务，我们先来讲几个故事。假设河里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你自己的，另一个是陌生人的，你只能救一个，那你应该去救谁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去救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签了合同，而是因为血缘关系和我们共同的生命故事，这个就是团结的义务最自然的形式。
故事二，在二战期间，法国抵抗军准备轰炸被德军占领的城镇。有一位飞行员接到了任务，发现目标正是自己的家乡，这位飞行员备受煎熬，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请求上级把自己换掉，理由是我不能亲手轰炸自己的村庄，即便我的轰炸任务是正当的。
什么意思？就是别人可以去执行，但是他却不能，因为那是他生长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这位飞行员表现的并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深层的道德敏感，他拒绝背叛的是自己的身份与归属。
故事三，在198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大饥荒。以色列政府发动了摩西行动，秘密空运了7000名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有人质疑他们的行动，说为什么你只去救犹太人，其他民族的难民也在饿死？
以色列总理是这样回答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个行动并不是否认了普世的人道，而是在普遍善之外承认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犹太人之间优先要救的就是犹太人，在以色列总理来看，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想法。
这三个小故事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代表了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个体与故乡的关系，个体与民族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个体还有更大的归属范围吗？我们再来讲第四个故事。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拉科多市与墨西哥的华雷斯市，他们之间仅仅隔了一条格兰德河。河一边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他们享有优良的教育与各种福利。而河那边属于墨西哥土地上的孩子们生下来却一无所有，他们之间有任何不同吗？
没有。仅仅是因为出生地点的不同而造就了他们命运的不同。于是问题来了，国界这种人为的划线真的有道德意义吗？在一个贫困差距巨大的世界里，国家的团结义务常常与全球的平等正义产生冲突，我们是应该更爱国家还是更爱全人类，这个也是现代伦理中最尖锐的矛盾。
我们回到加州州长纽森为奴隶后代提供赔偿的这个法案上，法案一出天下大哗，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很多人都表示不能理解。我们是华人，不但和奴隶不沾边，和那些奴隶主啊更不沾边。为什么几百年前白人奴隶主犯下的罪恶要由我们华人来共同承担？
这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我们问我们要不要为从未做过的错事道歉的时候，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如何去理解我们的？你认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还是单纯的把自己的身份看成龙的传人？你认为这只是一段黑人的血泪史，还是你认可这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残忍的非人道的罪恶行为？你是如何看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你是否认可不断地揭开历史的伤疤，承认黑暗，未来才能更加美好？对于一个党派来说，道歉也许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是对于族群和种群来说。道歉可能是一种叙事的修复，它并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让光明的故事能够继续讲下去。
也许真正的自由并不是脱离一切关系的孤岛，而是能在关系中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能力。团结的义务是所有人之间一条真实的纽带，所谓“团结”，也许并不是我没有做错什么，而是让我们学会应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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