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忆称：在所有被捕的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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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4年3月16日清晨，台北川端町刑场，寒风中传来短促枪声。那一刻，张志忠倒在泥地里，衣领上还留着狱中缝补的痕迹。他拒绝了劝降，也拒绝了求生的可能。
多年后，当年负责审讯的谷正文回忆说：“在所有被捕的人中，他是唯一的硬汉。”这句话背后，是台工委覆灭的全部秘密，也是一个人的沉默抗争。
名单出现了，张志忠是最后一个没开口的1949年冬，台北的风冷得割面。岛上的局势像一盘密不透风的棋。国民党政府仓促迁台，保密局重组，情报部门昼夜运转。蔡孝乾的名字出现在报表的最上方，他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与他并列的，还有三人：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四个名字，在保密局的档案室被红笔圈出。
那时的台北城处处弥漫着惶乱气息。街上到处是搬运物资的军车，电报局门口挂满告示。保密局接到密令，要彻底铲除台岛的共产党网络。从基隆到嘉义，夜间突袭不断。抓到的往往不是核心成员，而是外围的学生、工人、邮差。
他们在审讯灯下喊出的每一个名字，都会被写进新的报告。几个月下来，这张情报网一点点收紧。
1950年初，蔡孝乾被捕。那时他仍以为能周旋。他受过延安系统训练，熟悉审讯流程，知道该如何“模糊回答”。但台北不是延安，审讯室没有黑暗的浪漫，只有明亮的灯、木桌、文件和冰冷的笔。
他第一次供词写了二十多页，几乎全是废话。保密局的人让他抄十遍，每一遍都让他“再想想”。三天后，他交出了部分组织关系。有人说他开始崩溃，也有人说他只是求生。档案中记下的评价是：“态度松动，可利用。”
蔡孝乾的供述牵出了陈泽民与洪幼樵。陈泽民是厦门人，早年在日本求学，后任台工委组织部长；洪幼樵是台北师范出身，负责宣传系统。两人几乎同时被捕，押往侦防处的不同房间。
保密局内部称这次行动为“斩首作业”。他们想要的不是普通党员，而是整个网络的核心。
被捕的头几天，陈泽民保持沉默。可在第六次审讯时，他看到隔壁房间的洪幼樵被拖出来，衣服撕裂。那天之后，他交代了几份名单。
密室里灯光明亮，纸张堆满桌面，手铐的声音像滴水。保密局用最细致的方式剥开组织的每一层皮。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的口供相互印证。几周后，文件上出现了新的目标——张志忠。
张志忠那时的身份是商人，在台北新公园口的一栋两层楼里住着。外人都知道他经营进出口业务，穿西装，说话轻声。楼下常有人卖香烟、修鞋，那其实是保密局的眼线。
谷正文亲自布控。他后来回忆：“那房子两层，窗台低，一盏灯常亮到深夜。”他们守了三个月，直到一天下午，张志忠外出，街角的吉普车发动。队员冲进楼内，搜出收音机、密码本、几封信件，还有一本账册。
楼上房间里，妻子季沄正在教孩子识字。她被带走时，还抱着那本识字簿。
被捕后的张志忠，身份瞬间从商人变成“匪首”。审讯档案上，他的代号是“红线三号”。
他没开口。第一轮审讯持续了十个小时，他只回答一句：“没有组织。”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沉默。保密局改用另一套办法——调蔡孝乾来“劝导”。
两人面对面坐着，灯光刺眼。蔡递过去一根烟，张志忠没有接。他们之间没有交谈。审讯官在旁边记录：“无进展。”
从那天起，张志忠被单独关押。房间里只留一盏灯和一张铁床。谷正文下令——不许殴打，不许刑具。他知道，张志忠不是普通嫌疑人。
几天后，情报处截获一批电报。那是基隆工委被破后的通信残件。文件上再次出现张志忠的名字。调查报告这样写：“此人仍掌握岛内部分潜伏干部名单。”
对保密局而言，他是最后的钥匙。
为什么他从不逃，也从不说话？张志忠的故事要从更早开始。1910年11月，他出生在台湾嘉义。那时岛上仍是日本殖民地。教室里悬挂天皇像，学生要鞠躬唱日本国歌。他在十岁时被迫说日语，却在心里暗暗记下自己是中国人。
小学毕业，他去台南当学徒，白天干活，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抄读报纸。几年后，他偷渡到厦门，进入集美中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民族解放”的字眼。学校里聚着一批台湾青年，他们成立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印小册子，贴标语。张志忠负责编务，一张张油印纸上全是他抄的文字。
1926年，他回到嘉义，与蔡孝乾和王万得结识，加入“台湾黑色青年联盟”。这个组织公开反日。几个月后，日本警察突袭，44人被捕，他被列为主犯之一。被释放后，他被驱逐出岛，漂泊到了上海。
1931年，台共组织被破坏，他自愿请缨回台重建地下网络。那时他还不是党员，由于表现突出，被破格吸收为中共党员。他往返厦门与台湾之间，假扮商人传递文件。几次逃脱搜捕，最终在上海被日本特务抓获。狱中，他装疯，趁检查松懈逃脱。后来在延安出现，进入抗大，改名张志忠。
抗战期间，他在八路军129师敌工部工作，擅长对日宣传。用流利日语劝降俘虏，也为被俘日本士兵翻译信件。他是个沉默的人，少说话，干净利落。同事记得他不抽烟不喝酒，整天抱着笔记本记词汇。
1945年，日本投降，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台湾组织。张志忠被派回台湾，担任台工委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部长。他在嘉义发动农民组织，在台北发展学生力量，与老台共谢雪红保持联系。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在嘉义组织民众自卫队，称“台湾民主联军”，虽迅速被镇压，却成为台湾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开端。
他是行动派，蔡孝乾是理论派。两人意见不合。蔡主张潜伏等待，张主张武装斗争。1949年，国民党撤退来台，保密系统重建，对中共地下组织全面清剿。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一切从此崩塌。
审讯室里没有刀，只有沉默撑满整个夜晚张志忠被押到保密局侦防处，独立房间，白炽灯昼夜不灭。三天三夜无人问话，只有脚步声在门外回荡。第四天，谷正文走进来，手上是那张四人名单。
张志忠的身体状况不好，瘦削，脸色蜡黄。被捕时受伤，膝盖肿胀。医生给他包扎，随后送回牢房。他不开口，也不写字。保密局用尽办法，连蔡孝乾都被带来面对质证，场面僵冷。蔡试图劝他放弃，结果被他以沉默回应。
谷正文后来在回忆里写道：“在所有被捕的人中，蔡孝乾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我最尊敬。”这句话出现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里，没有感情渲染，只是一句事实陈述。
保密局对张志忠的策略改成“怀柔”。狱中待遇优厚，有报纸、有饭菜、有茶。谷正文希望他“自愿合作”。他仍不开口，只在墙上刻字。狱吏发现几行简体字：“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耻辱里。”那是他唯一留下的字迹。
妻子季沄在另一所监狱。她被带去会面，面对面坐着，没有语言。保密局以孩子威胁她，她不动声色。1950年11月，她被处决，时年29岁。消息传到男牢，张志忠只是长时间靠着墙，什么都没说。
之后四年，他被转押多地。每次审讯都拒绝签字，每次劝降都原封不动地沉默。
蒋经国曾两次到狱中。档案中记载，他询问张志忠是否有“需要协助”。张只回答过一次：“快点执行。”再无他言。
1954年3月16日凌晨，他被押往刑场。押解员说他走得很稳，手被反绑，步伐没有停顿。行刑前拒绝蒙眼。枪响后，现场摄影记录了尸体照片，作为“执行凭证”送交上级。
枪响之后，没人再提起那个不肯低头的人张志忠死后，他的家人被驱逐出住所，骨灰由弟弟张再添取回嘉义安葬。岛内报纸刊出消息，标题是《匪首张志忠伏法》。照片下的文字只有十六个字：“匪首心硬不降，伏法以儆同类。”多年里，这就是官方给出的全部记录。
另一边，保密局成立“匪情研究室”，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都被聘为研究员。他们在书房里撰写报告，研究曾经的同志。谷正文继续主持情治工作，他的回忆从未删掉张志忠那段。
大陆迟迟没有张志忠的消息。直到1970年代，有关他牺牲的资料才在历史档案中被重新整理。1998年，他与妻子季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志忠的儿子张思中三岁时随母被捕，获释后由叔父抚养。因“匪谍家庭”身份，长期受歧视。1968年元旦，在台北一家旅社自尽，年仅21岁。死前写信给作家柏杨，信里只写了一句：“父亲的名字叫张志忠。”
柏杨在后来整理这段往事时说，自己当时并不理解那名字的重量。直到多年后查阅档案，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
谷正文在晚年被问及那段经历时，说他记得张志忠唱歌的声音。声音沙哑，不高，却一直唱到被拖出牢门。那是他能记得的最后场景。
枪声早已散去，档案封存。留下的只是几句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段口述里冷静的句子。
“在所有被捕的人中，他是唯一的硬汉。”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档案封皮。没有形容词，也没有注解。只是事实，冰冷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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