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妇遭陷害牵出一桩历史悬案！公安英雄识破告密信谜团，一案两破
1950年年初，农历岁末，上海刚解放七八个月，社会治安情况整体虽有所好转，但形势依旧严峻，旧社会的残渣余毒还没有清除干净，它们藏匿在城市的阴暗角落，身影鬼魅，垂死挣扎。1月8日这一天，上午十时许，地处闹市中心的黄埔公安分局两位治安民警彭开复、刘季川正在街上巡逻，当他们从南京东路巡逻至福建中路时，一辆有轨电车忽然停下来，几个男乘客嘴里一边嚷嚷，一边从车上揪下一个身穿紫红绸棉袄的女子。
两位民警走过去问怎么回事？那几个男乘客说，他们在车上抓到一个女扒手，人赃俱获，现在交给民警同志处理。
两位民警注意到，这个被揪的女扒手，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模样，从衣着打扮看，像是富家太太，被几个男乘客揪着，她并没有辩解，也没有反抗，只双手捂着脸，不停地哭泣。
彭开复、刘季川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抗战前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过刑事侦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伪警察局做过治安警察，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警察局依旧端这个饭碗。因为跟上海滩的三教九流、地痞流氓，各种偷摸打了十几年的交道，这两个留用的旧警察非常熟悉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活动的扒窃党。
上海滩的扒窃党出来“挖包”，会有各种装扮，但无论扮成那一类角色，都得扮的像，这样才有迷惑性，如果扮的不像，那就是犯了大忌，容易失风。在道上，他们有共识，凡是将自己装扮成大老板、阔太太或者少爷、少奶奶模样的扒手，一般都是这一行的高手，这种装扮轻易是不会在街面出手的，只有出没那一些高档场合，他们才会做这样的装扮，而他们下手的对象，往往非富即贵，并且少有失风的时候。
因为十分懂行，当看到这个被揪的富家太太装扮的女扒手时，这两个留用的旧警察都觉得情况有些反常，一来扮成富家太太在电车上扒包，这事不符合道上规矩，太扎眼；二来如果是硬扮，那必是艺高人胆大，这样的角色又怎会轻易失风，叫几个寻常乘客捉住呢？三来眼前的这个富家太太，一直在掩面哭泣，她的身上少了一些扒窃党的气味，倒是很像受了欺负的良家妇女。
这两个留用的旧警察行事非常谨慎，也很圆滑，为了避免因为误会得罪人，他们没有当街给这个女扒手上铐子，而是将她和三个见义勇为的乘客和失主，都带到了黄埔分局，然后将她关进临时羁押室，先对三个乘客和失主分别进行了问询。
三个见义勇为的乘客分别姓吴、章、陈，三人互不认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从外滩上的车，分别前往不同的地点，吴某上车时占到了一个座位，其他两人都是站着的。
据吴某说，上了电车，见有个座位，他便坐下了。因为座位不靠窗，挨着过道，他没有“望野眼”，这就让他注意到了这个女人。当时，他就有些奇怪，这个女人是在外滩站之前上的车，车在外滩停下来的时候，车上明明有一个空位，她却没有坐。另外，她的那副打扮，也让人不由地注意，不但衣着光鲜，而且戴着一个白色的大口罩，非常的怪异。
彭开复问，你看到她扒包了？
吴某说，因为多留意了两眼，我看得很清楚。她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没见有什么动作，但转过身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个男士皮夹子，我见她极麻利地扯开坤包拉链，把皮夹子放进包里，然后就朝车门口挪去，我怕她下车，忍不住就嚷了一句“大家皮夹子要担心！”经我这么一提醒，车上的乘客都去检查自己的皮夹子，失主发现皮夹子丢了，便在车上嚷嚷起来。这时候，我暗暗指了指那个女人，门口的两个乘客看到我的暗示就将她截了下来，然后招呼司机临时停车，将她揪下车来，我们原打算将她扭送公安局的。
那两个见义勇为的乘客章某、陈某，证实了吴某的话。
第四个问询的对象，是失主。
失主姓宋，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上海话，五十来岁的一个小老头，自称在十六铺“鼎盛渔行”做账房先生，今天去新闸路拜访朋友，不料竟被这样一个女扒手盯上了。
彭开复问，你的皮夹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宋某说，有三十多万的钞票。当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的皮夹子，他们讲要人赃俱获，我当场没有拿回我的皮夹子，还在这个女扒手包里，你们正好可以查验一下。
刘季川当下取来那女人的坤包，扯开拉链一看，里面果然有宋某所说的皮夹子，里面有三十多万的旧币。
人赃俱获，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
三个见义勇为的乘客和失主，在问询笔录上签名按了手印之后，负责办案的两位民警告诉失主宋某，三天之内会通知他前来领取皮夹子。
结束对这四个人的问询后，彭开复、刘季川来到临时羁押室，他们想看看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这个女扒手还有什么可说的。
进到临时羁押室，两位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女人已经不哭了，双手也不再捂脸，让他们感到有些许惊异的是，这个女人长相十分标致，尤其是眉眼，忧郁而清幽，丝毫没有邪恶之感，只可惜，这样一副姣好的容颜，竟然被左侧腮帮处一道长达五六厘米的紫色疤痕，破了相。
彭开复看到女人脸上的这道疤痕，瞬间就明白了，她一直捂着脸哭泣，看上去并不是被抓现行后的遮羞，而是不愿有人看见她脸上的伤疤。
一个破了相，不愿让人看见的女人，会是一个女扒手？会这样一身装扮，在一辆拥挤的有轨电车上扒窃吗？
直觉、经验，还有这个女人眉眼之间的忧郁清幽，让彭开复觉得人赃俱获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
想到这里，彭开复问，你在电车上扒窃，现在已是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女人淡然迷茫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印象。
彭开复听了，当着她的面，从她的坤包中取出赃物，并且出示了证人吴某、失主宋某的书面证言。让彭开复感到惊愕的是，女人看到这些所谓的证据，只淡淡地冷笑一声，再没有任何的表示，那道伤疤在她的冷笑中，直给人一种凄美甚至有些可怕的感觉。
彭开复凝视着女人的那道伤疤，有些问不下去了。
刘季川注意到彭开复的微妙变化，接着问女人姓名、年龄，并要她把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讲清楚。
女人淡然忧郁地说，她叫金潇漪，三十五岁，家住提篮桥大连路，曾在上海女子银行工作过，后因为脸上的疤痕辞职，目前无业，家里就她和丈夫两人，没有孩子，丈夫柏森林是西药业经纪人，今天上午坐电车，是去静安寺烧香。
说完，女人的手微微地抖起来。
看女人的神态语气，她并不像在说谎，但是说完，她的手却又在微微地抖。
彭开复用眼神示意刘季川，这事要商议一下。从临时羁押室出来，彭开复觉得这个女人有些复杂，最好向领导请示一下，看怎么处理。刘季川也有一样的疑问和顾虑，于是两人决定去找领导。
治安科的领导很忙，听了汇报之后，同意拘留，但是按照程序，刑事拘留必须经分局局长签字后方可执行，实际上，这是把“球”踢到了分局局长那里。
黄埔公安分局局长侯季五，是老八路，也是老公安，他在蒙阴县当过保卫局长，在临沂、运河、寿光等地当过县公安局长，在济南公安分局第七分局当过分局局长。看过彭开复递上来的报告，他没有立即签字，而是把报告放在一边，谈了谈他的看法。
侯局长说，干公安，不能浮于表面，更不能应付差事。女扒手出来扒窃，为了作案方便，要么她的身上藏有特制的镊子，要么就不会留长指甲，你们也是老警察了，这些情况应该是一眼就看到的，怎么能忽略呢？如果这个女人所说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一个做过银行职员的富家太太，与女贼之间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有必要往她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打个电话，问一问这个女人的基本情况，看看她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经侯局长这一提醒，这两个留用的旧警察意识到受到某种东西的干扰，大意了，于是连忙赶往这个女人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具体了解情况。
管段派出所户籍警小娄听说分局要了解金潇漪的一些情况，很是诧异。他说，金潇漪不大可能是扒手，她的情况我们管段派出所是了解的。
据小娄讲，金潇漪的父亲是法租界洋行的经理，家境很好，初中毕业后，她听从父亲的安排，考进上海女子银行。在女子银行工作三年后，21岁那年，她嫁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探员柏森林。
说到两人的姻缘，这一带的弄堂里都知道，那还是一段“英雄救美”的佳话哩！那年银行清点账目加班，午夜过后，金潇漪独自一人下班，在路上遇见两个流氓，对她动手动脚图谋不轨，最后竟将她捂着嘴拖进一条小弄堂。
说来也巧，柏森林正住在这条弄堂里。那一夜，他因查案子加夜班，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两个流氓在弄堂里向金潇漪施暴，见到这个情况，他掏枪制止，流氓不睬，他便打了一枪，一个流氓的腿被打断，另一个仓皇逃窜，被他追上擒住了。这两个流氓后来被送上法庭，都被判了徒刑。
因为“英雄救美”，两人结缘之后，很快就结了婚。不久抗战爆发，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因为两人都在公共租界上班，生活未受太大的影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这时柏森林已晋升为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捕副探长，但他不愿落水做汉奸，后来辞职与朋友合伙做西药和医疗器材的中介生意。
当时，金潇漪已怀孕三个月，原本准备再上四五个月的班，就请假休养保胎，不料横祸骤然降临，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境况。
1942年元月初的一个寒夜，金潇漪从娘家坐一辆三轮车回来，车到弄堂口停下，她付了车费刚走进弄堂十来米，弄堂深处突然蹿出一条黑影，从她身边飞掠而过，她只觉脸上一阵剧痛，伸手一摸，竟染了一手的血。
被弄堂黑影划破脸后，她破了相，留下一道骇人伤疤，受此惊吓，没有几天，她在悲痛中流了产。
金潇漪遇袭之事，当年日伪警察局虽然立了案，但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柏森林心疼太太，发誓要查到凶手，为太太讨回公道，为此，他不惜停了自己的生意。
经过多方追查，柏森林获得一些线索，黑夜袭击他太太的不是别人，正是六年前欲对金潇漪图谋不轨的那两个流氓。原来，那两个流氓各被判刑三年，其中一个还被打断了腿，他们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寻报复的机会。柏森林因为过去是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训练过擒拿格斗，枪法也好，两个流氓惧他，不敢直接向他寻仇，于是转向他的太太，用这种卑鄙歹毒的方式，给金潇漪留下了一道令她终生痛苦的伤疤。
金潇漪破相，脸上有这道伤疤后，不再上班，即便出门，也总是戴着口罩，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也不例外。弄堂里的邻居私下议论，这道伤疤对她伤害太大了，她像变了一个人，整日忧郁阴沉，再没有一丝笑容，一点生气，大家都担心，长此以往，她会出事的······
小娄正介绍着金潇漪的情况，想说她不可能是扒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闯进了派出所。
闯进派出所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金潇漪的丈夫柏森林。柏森林一进来，就一脸焦虑地对小娄说，他的太太失踪了。
小娄看了看一直在听的彭开复、刘季川，对柏森林说，柏先生不要着急，你讲讲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柏森林讲起了金潇漪的“失踪”经过。
这天早上，柏森林出门前，金潇漪突然告诉他想去静安寺烧一炷香。柏森林本想陪太太一起去，但上午有重要客户到他的“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洽谈生意，他实在走不开，只好向太太提议，烧过香后不要直接回家，到事务所跟他会合，两人可以去附近的梅龙镇酒家新设的情侣包房里吃吃饭。
金潇漪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柏森林在上午十一点送走客户后，一直在事务所等太太，但是等了半个小时，依旧没见到太太的身影。柏森林计算时间，从家到静安寺烧一炷香，十一点半怎么也应该到事务所跟他会合了，想到近来太太极少出门，今天又突然提出烧香，他有些担心。
久等不见，柏森林随后给静安寺挂了一个电话，静安寺的执事僧人很肯定地说，上午寺里并未见到一位戴口罩的女居士。
想到太太会不会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并没有出门到静安寺烧香，柏森林又急忙赶回来，结果家里并没有人。邻居告诉柏森林，柏太太今天早上九点多挎着坤包出门了，打招呼时她说要去静安寺烧一炷香。
人出门去烧香了，但静安寺未见，想到太太脸上的那道伤疤，柏森林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毕竟那两个行凶的流氓还没有抓到，想到这里，柏森林便赶紧来到派出所报案。
听完柏森林讲述的情况，小娄指着彭开复、刘季川，宽慰他说，你太太没有失踪，现在她正在黄埔公安分局接受调查，这两位同志就是为你太太的事情来的。
柏森林听了，惊愕地问，我太太怎么会在黄埔公安分局，究竟发生了什么？
彭开复说，有人看见你太太在电车上扒窃，并且是人赃俱获。
柏森林听了，更加的惊愕了，他先是苦笑，而后困惑地说，警察同志，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我太太怎么会扒窃呢？钱包掉在地上，她都不敢去捡的。
彭开复说，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所以我们过来调查。
柏森林说，我太太不可能扒窃，她有帕金森病，手是抖的，怎么可能去扒窃呢？
听到这话，彭开复也惊愕了，追问道，你说你太太有帕金森病？
柏森林解释说，你们知道帕金森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吗？我太太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手抖，情绪不好的时候，尤为严重。这我不可能乱讲的，广慈医院法国医生开具的诊断书就在家里，不信，你们可以带她去医院检查。
说完，柏森林不由分说，跑回家中，拿来了金潇漪犯有帕金森的诊断书。
这一纸说明书，基本上就证明了金潇漪的清白。
彭开复、刘季川请柏森林一同回黄埔分局。在决定放人之前，彭开复仔细检查了金潇漪的坤包，并请一位女公安搜了金潇漪的身，结果自然没有搜到镊子之类的扒窃工具。另外，金潇漪的指甲修长，很漂亮，与扒窃党的手有天壤之别。
柏森林过去毕竟在租界巡捕房干过，为了帮太太洗脱嫌疑，他提议对被窃的钱夹子进行指纹鉴定，如果上面没有她太太的指纹，那就再没什么可讲的了。
经指纹鉴定，被窃的钱夹子上确实没有金潇漪的指纹，这就意味着，金潇漪遭到了蓄意栽赃陷害。
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去蓄意陷害这么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女人呢？
柏森林很敏感，也很忧虑，他向黄埔分局提出，希望能够查明他的太太遭诬陷的原因。
柏森林之所以如此敏感、忧虑，是有原因的。柏森林告诉黄埔分局侯局长，上海解放后，他曾在去年9月、12月分别收到两封寄往其事务所的匿名恐吓信，扬言要报当年“一枪六年”（两个流氓被分别判刑三年，其中一个挨了一枪）之仇。当时，他把这两封信交给了事务所所在地的新成公安分局，分局出具了收条。
侯局长表示，这个案子，一定会调查下去。
1月9日，彭开复、刘季川接到命令，成立两人小组，负责跟进调查。彭刘二人分析，金潇漪是被人做局陷害的，要想搞清楚背后的原因和主使，首先应当明确这个局是谁做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调查姓宋的失主以及那三个证人。
按照问询笔录上的信息，彭开复给上海渔业批发公会打了一个电话，查到十六铺“鼎盛渔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一问，渔行老板说他这里的账房先生姓马，浙江人氏，四十岁，是个戴眼镜的瘦弱先生，他这里并不曾有过姓宋的账房先生或者工人。
失主宋某只提供了工作单位，而且是假的，这就意味着他有问题，参与了做局。至于他“丢失”的钱夹子，他压根就没打算取回去。
在三个证人中间，吴姓证人是主要的目击者，彭刘二人按照他提供的住址前往普陀区朱家湾进行实地查询，打听下来该地址是有的，但那是一家南货店，店里的老板、伙计都说，他们店里没有这号人。
很显然，这个吴姓证人也有问题，也参与了做局。
连查两人，都有问题。彭开复对刘季川说，我感觉这个局就是姓宋的和姓吴的打配合做下的，一个扮失主，一个扮目击者。另外那两个证人，很可能是受了利用，让他们当枪使了。你注意到没有，上前揪人的并不是他俩，而是那两个证人。
彭刘二人按照那两个证人提供的地址找过去，地址是真的，人也找到了。两人的说法与在分局所说的完全一致，都是在电车上看到吴某提醒“皮夹子要当心”，然后失主就说他的皮夹子丢了，而吴某则向他们做了暗示，他们就不约而同地上前一步，揪住了那个女扒手。
得出宋某、吴某是做局人这个结论之后，彭刘二人讨论案情，他们认为一种可能，宋某、吴某就是那两个流氓，另一种可能，宋某、吴某只是那两个流氓雇来做局的，彭开复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但是他有一个困惑，如果这种栽赃陷害是那两个流氓的报复手段，未免太不痛不痒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做这个局，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刘季川说，不管宋某、吴某做这个局的目的是什么？背后还有没有人？现在的问题是，线索查到这里断了，很难再继续查下去。
就在彭刘二人为此感到迷茫的时候，1月9日深夜，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案子却陡然升级了。
出事的是柏森林。
1月9日这一天深夜，柏森林骑着一辆德国黑色宝马R35轻型摩托车，从其同孚路斜桥弄的事务所返回提篮桥大连路的住所，当驶经北京东路与外滩中山东一路交叉路口时，突遭黑枪袭击，柏森林当场被打死，摩托车被劫走。凶手骑着柏森林的摩托车逃离现场时，被两个下夜班的路人看见，于是连忙报了警。
外滩当街发生枪击命案，上海解放后，这还是头一回。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分局、市局大批公安迅速赶到现场，市局、分局的刑侦人员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
从被害者的死状看，凶手是近距离朝其头部开的枪，刑侦人员在现场找到一枚弹头，经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是美制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
黄埔分局局长侯季五前一天刚接待过柏森林，赶到现场，一看死者竟是柏森林，心头不免一惊，难道这是那两个流氓在报“六年一枪”之仇？
这一问不得了，侯局长马上联想到一种可能，凶手行凶杀人后，抢走摩托车，会不会是去提篮桥柏氏夫妇的住所，又要朝他太太下手？
想到这里，侯局长当场点将，命令三名分局刑警骑摩托车火速赶往提篮桥柏氏夫妇的住所。季局长的记性非常好，昨天他只简单接待过柏森林，竟就记下了他的住址。三名刑警知道侯局长的意思，风驰电掣赶过去后，还好是虚惊一场，金潇漪在家平安无事，他们不敢大意，留下两人保护金潇漪，另一人骑摩托车返回现场向侯局长复命。
鉴于案情重大，根据市局命令，当天晚上就成立了由市局与黄埔分局十二名刑警组成的“1·10”命案专案组，由黄埔分局局长侯季五担任组长，市局刑侦处科长凌丰担任副组长。
1月10日凌晨4时，专案组正准备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新成分局传来消息，夜间巡逻民警在同孚路斜桥弄的“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旁发现那辆要求截查的德国黑色宝马R35轻型摩托车，车辆完好无损。
“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这不是死者柏森林的公司吗？
侯局长认为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当即中断案情分析会，带领专案组成员直奔“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
到达现场后，大家发现“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的门窗锁完好无损，事务所内部漆黑一片。
侯局长对副组长凌丰说，没想到凶手会骑着被害人的摩托车来这里，既然来了，他就肯定有目的。
凌丰说，凶手胆子够大，也很镇定。他肯定是进去了，但是门锁却完好无损。
说完，凌丰与侯局长交换了眼神，侯局长心领神会后，马上叫来专案组里会开锁的刑警老马。
老马是职业锁匠出身，也是留用的旧警察，开锁，他是上海滩的第一流高手。只简单几下，事务所大门链条上的铜锁以及大门上的司必灵锁，就被他轻松打开了。
推门进去，事务所里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率先进门的老马，将灯打开后，侯局长发现事务所里到处是带血的鞋印子，那股淡淡的血腥味就来自于此。
现场并没有死人，带血的鞋印子应该是凶手从外面带进来的，这就说明凶手在射杀柏森林后曾在现场停留，脚上因此踩到了血。
看到现场每一个房间都被翻找过，侯局长对凌丰说，凶手来这里，看来是为了找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侯局长注意到柏森林办公室写字台旁的那个银箱，里面的所有物品都被翻扯了出来，银箱的门上还挂着一串钥匙。
看到那串钥匙，侯局长瞬间明白了，凶手在射杀现场停留，就是为了找这串银箱的钥匙，而在射杀现场柏森林身上发现的那串钥匙，是被凶手调了包的。
经过现场勘查，专案组刑侦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多枚清晰的指纹和脚印，另外在柏森林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还发现了一张单子，上面记下了全所十四名职员的地址。
侯局长看过这张单子，让刑侦人员将其中一位离事务所住的最近的庄姓会计叫来，请他仔细清点一下，看看都少了什么东西。
庄姓会计看过现场，因为他并不知道柏森林的银箱中都有什么，所以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属于会计的一只箱子，里面的现款以及银行票据，丢失了一些。
现场勘查结束后，天已经微亮，鉴于案情重大，专案组全员都没有休息，回到局里，马不停蹄地就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侯局长首先谈了他的看法——
刚看到外滩射杀现场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报复杀人，死者柏森林前一天因妻子被诬陷偷皮夹子来到局里，他曾谈及有两个流氓要找他寻“六年一枪”的旧仇，但是看了事务所的现场之后，种种迹象表明，凶手行凶的目的更像是为了找某个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事关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凶手行凶还有灭口的目的，这样看的话，这个案子的案情就比单纯的报复杀人复杂多了。
说到凶手行凶后直奔被害人的事务所找东西，这里就存在几种可能，一是东西找到了，一是东西没有找到。如果东西没有找到，那凶手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呢？要么还在事务所，要么是在被害人的家里，要么被害人还有第三处藏匿地点。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凶手为了找这个东西，既然去了事务所，那么被害人的家中，他一定也是去了的。这就让我想到了1月8日发生的被害人太太被诬陷的事，很可能，这就是凶手的调虎离山之计，也是他们做局陷害被害人太太的真正目的，做局陷害别人偷皮夹子，这种事情没有半天是说不清楚的，凶手利用这半天时间，完全可以潜入被害人家中，找他要找的东西，然后再把痕迹清除掉，但是凶手在被害人家中应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找到的话，凶手就没有必要再到被害人的事务所里来。
据此，整个案件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还原：凶手知道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诱骗被害人太太去静安寺烧香，然后在电车上做局栽赃陷害，利用被害人的太太被扭送公安局的机会，凶手潜入被害人家中，但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他们启动第二方案，途中截杀被害人，取其钥匙，到其事务所继续找他们要找的东西。
对我们而言，这个案子的侦查机会，我认为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凶手在找的东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应该设法找到，只有找到凶手要找的东西，我们才能获得凶手的线索；第二，被害人住址所在地提篮桥大连路原属于公共租界，并不偏僻，凶手如果在白天潜入，很有可能被邻居或者过路人看到；第三，凶手敢当街开枪杀人，又懂做局陷害，能够驾驶摩托车，并且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普通地痞流氓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凶手极可能具备旧军警特的背景，这是我们展开排查的重点。
侯局长的分析，让大家豁然开朗，极为佩服。
副组长凌丰说，凶手到底在找什么？或者说，被害人柏森林到底隐藏了什么？我认为调查的重点应该放在被害人太太身上。也许被害人曾向太太透露过，又或者无意间说过，这些凶手是无法知道的，却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调查方向。
侯局长很赞同凌丰的说法，他认为启发被害人太太去回忆关键细节，是下一步侦查工作的第一重点。
有专案组成员说，还有一点也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如果被害人太太那天去烧香，是被引诱出去的话，凶手用的什么手段，这个很好查，抓住这一点查下去，也可能获得重要线索。
有专案组成员说，从作案环节上看，凶手智商确实很高，但也不是无懈可击，骑被害人的摩托车返回被害人的事务所，就是一个破绽。如果凶手足够高明的话，他应该利用我们追查摩托车的迫切心理，掩盖作案目的，误导我们的侦查方向。
大家发表完意见，侯局长最后做了一句话的总结，接下来的侦查工作，首先要去接触被害人太太，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越详细越好，争取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副组长凌丰主动请缨，接触金潇漪，调查了解柏森林的工作，由他带队负责。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凌丰带着专案组刑警陆鸣第一时间来到了金潇漪家中。自得知丈夫遇害，金潇漪虽然异常悲痛，但精神并没有崩溃，当凌丰看到她时，她的脸上并没有戴着外人在时必不可少的口罩。
金潇漪得知凌丰是专案组副组长，问道，何时能去看丈夫的遗体？
凌丰说，等你的身体状况好一些，我们就安排你去。
金潇漪说，我丈夫就这样突然走了，我感觉整个人空了，这颗心也死了，脸上的这道疤再也不是疤了。
凌丰说，你不要过度的悲伤，我们一定会抓住害你丈夫的凶手。
金潇漪听了，从脸上挤出一丝苦笑，继而痛苦地说，大家都叫我丈夫“活菩萨”，他是一个蛮好的人，我从未听说他有仇人，怎么会有人这样的恨他，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在街上害他？
凌丰见她并不排斥谈话，紧跟着问道，柏太太，你仔细回忆一下，1月8日，你丈夫把你从黄埔分局领回来，家里有没有什么异样？你丈夫有没有什么异样？
金潇漪想了想，说，那天我们回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担心我经这一遭精神出问题，晚间给我煮了一碗面，便骑摩托车去拉都路找马泽尔医生了。马泽尔医生是法国精神病专家，我丈夫还在租界巡捕房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丈夫从马泽尔医生那里回来，他告诉我，马泽尔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等他有空了，他会到黄埔分局提出要求，请你们分局出具一纸书面结论，再由派出所公开澄清此事。听他这样讲，我当时特别的欣慰，觉得这件不好的事情被他很好地翻过去了。
凌丰问，1月9日这一天，你丈夫都在忙什么？他经常很晚回家吗？
金潇漪说，除了必要的应酬，我丈夫并不喜欢在外面交际，不是必要的加班，他晚上都是要回来陪我一道吃饭的。昨天他出门的时候跟我讲，一批通过事务所介绍给华东军区卫生部的进口西药到货后，军方检验发现有问题，他已经和军方约好，要去江湾军需品仓库实地查看，当场提取样品送检，这个事情要忙一整天，回来应该很晚了，叫我不必等他，早些睡觉。
凌丰问，像这样的事情，你丈夫经常遇见吗？
金潇漪说，这种事情很常见。
凌丰说，柏太太，你再仔细想想，时间可以拉长一点，你丈夫有没有过反常的情况？跟没跟你讲过一些不能向外讲的事情？
金潇漪说，我丈夫的脾气很好的，在租界巡捕房的时候，待人就非常和善，不管见到什么人，即便是摊贩乞丐，他都是客客气气的，别人有求于他时，他总是能帮就帮，家里偶尔有上门修理房屋煤气水电的工人，他总是笑脸相迎，好茶好烟相敬，付给的工钱，只会多不会少。要说反常的情况，倒是有那么一件小事。
说到这里，金潇漪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凌丰问，具体是怎么一件事？
金潇漪说，两年前，家里的电线发生故障，没有电了。电灯公司的工人上门来维修，检查书房线路时需要打手电照亮，可是工人没有带手电。我丈夫找来家里的手电，发现电池没电了，他便出门去买电池。维修工人大概是为了节省时间，之后让我点了一根蜡烛照明，找到故障原因，修好之后，他说要检测一下，见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他便随手按下开关。台灯时明时暗，他随手把台灯拿在手里移动，查看究竟是台灯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丈夫买电池回来了，见工人手里拿着台灯，他上去一把抢过来，厉声呵斥对方，“乱动东西，没有教养。”
当时我就在旁边，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我还问他，怎么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跟我讲没事！没事！我觉得很纳闷，但没有追问，他也没有再讲，工人走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好久才出来。现在你问我反常的情况，我能想起的只有这件事。
凌丰听到这个情况，朝陆鸣看了看。陆鸣非常机灵，当下领会凌丰的意思后，便向金潇漪提出，想看看书房里的这盏台灯。
柏森林书房里的这盏台灯，款式相当新颖，采用的是医院手术室无影灯技术，开关是当时市面上少见的按钮式，灯架非常别致，是可以随意扭曲上下左右移动位置的软管式。
见凌丰、陆鸣二人看的仔细，金潇漪介绍说，这盏台灯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去逛中央商场时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对我丈夫而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凌丰说，我们要拆开看看。
金潇漪没有讲什么。
凌丰此来，本就带有对现场进行二次勘查的目的，所以他带了一套电工工具。把台灯拆开后，凌丰先查看了台座，喷着浅绿色油漆的长方形外壳内，两端固定着两块镀锌平衡铁，两块平衡铁交界的缝隙间整齐地排列着电线。凌丰用螺丝刀拧下平衡铁，检查发现是实心的，那就不可能藏匿什么东西了。
接着，凌丰拆开了无影灯罩，里面安装有七个小灯泡，并无藏匿物品的空间。但是凌丰并没有失望，紧接着，他又拧松了灯头连接处的螺丝，从灯架的另一头把电线慢慢地往外扯。电线在线管里卡得很紧，凌丰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小心翼翼地来回转动着一点点往外扯。当电线被扯出来时，凌丰赫然发现两股电线的中间夹缠着一截皱巴巴的蜡纸，取出蜡纸，里面是一张同样皱巴巴的宣纸，凌丰凝神将那宣纸上的字看了一遍，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随即把宣纸按原样裹于蜡纸内，然后紧紧握在了手里。
金潇漪见从这盏台灯里发现了东西，也有些惊愕。
这时候，凌丰严肃地对她说，这盏台灯我们要带走。
金潇漪不安地问，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凌丰说，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你丈夫的死并不简单，希望你能全力配合我们的调查。
从书房里出来，两位在柏森林家留守负责保护金潇漪的女警又向凌丰提供了一个情况，据邻居反映，1月8日上午10点左右，一个带着一顶宽檐帽，脸上捂着口罩的男子曾来柏家敲门，里面的人把门开了一条缝，那人进门后迅速关上了。
邻居反映的这一情况，意味着专案组组长侯季五的推断完全正确，金潇漪被做局陷害时，有人潜入她家，极可能就是为了搜寻现如今已握在凌丰手里的东西。
回到分局，凌丰向侯季五汇报情况，侯季五看到宣纸上的内容，也是大惊。随后，他与凌丰一道立即赶往市局，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做了汇报。
李士英看到宣纸上的内容，当即宣布：原“1·10”命案专案组暂停一应工作，所有卷宗立即移交“悬办”。
“悬办”，是上海市公安局“悬案调查办公室”的简称，下设六个调查组。
1949年11月下旬，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发出机要密件，要求对发生于建国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重大悬案进行重新调查，“悬案调查办公室”因此得以设立。
那张宣纸上的内容，是一封告密信，它牵扯到了一桩“悬办”在办的“悬案”，内容如下：
敬启者：公共租界爱尔近路春晖里约半年前新开一家印刷厂，名系“协盛”，老板姓杨，系一三十余岁男子，体态魁梧，浓眉大眼，额头发际明显高于常人，操湘东口音；此人纠集一伙操湘中口音之精壮汉子操办印务，食宿均在厂内，据悉工友若无准许不得擅自外出，如获准外出亦不得单独出行，且外出须两人以上同行方可，且外出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该厂东伙行为诡异，形迹可疑。鉴于沪上日前有报载消息，称租界巡捕曾在外滩查获随身携带共党宣传品之可疑者，故疑杨氏所执掌之“协盛”厂应系印制共党宣传品之据点。特此检举，祈盼查究，三月二日。
此内容牵扯的是怎样一桩悬案呢？
1925年11月，毛泽民奉中共中央命令，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出版社发行部经理兼中央秘密印刷厂负责人。
从这时起至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毛泽民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一直主持秘密印刷厂和地下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印刷厂在上海几经辗转，多次搬迁，冒着巨大风险，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中央宣传战线上的奇迹。
其间，1928年春，秘密印刷点“协盛印刷厂”突遭敌人破坏，化名杨杰的毛泽民不幸被捕。在沪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获悉后，第一时间部署营救工作，毛泽东则利用敌人尚未掌握其真实身份的时间差，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脱离了敌人的魔掌。
事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敌人是如何获知有关“协盛印刷厂”情报的，但直到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也未能查明情况，从此成为一桩悬案。新中国建立后，此案被视为重大悬案，在上海“悬办”被命名为“协盛案件”。
案件转到“悬办”后，新组建的专案组由“悬办”四组的四名侦查员郁益卿、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为核心组员，原“1·10”专案组的刑警，除两位组长侯季五、凌丰归建，其余均转移至新专案组，接受郁益卿等四人的指挥，如无特殊情况，他们不参加案情分析，只负责执行命令。
新的专案组召开新的案情分析会，四名核心组员认为，从这封告密信的笔迹以及遣词造句、行文的语气看，写这封告密信的人，文化程度至多初中毕业，年龄也不会太大，很可能是二十多岁，此人平时有阅读报纸的习惯，对租界的社会新闻比较关注，但是仅凭这些推测，很难形成追查线索。
继而，他们又注意到了那张写有密信的宣纸。这张宣纸13*9厘米，纸张质量一般，从一侧沿口的毛边判断，这应该是张裁下来的边角料。这种边角料，要么是书画师丢弃的废料，要么是从专门出售废纸边料的商店购买，但是这封密信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再想通过这张宣纸找人，也是不可能的。
新的专案组组长郁益卿说，有一点我们要尤为注意，这封告密信并没有保存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政治案件档案中，而是由昔日租界巡捕房的刑事探员柏森林保存在私宅中，联系到柏森林很可能因这封告密信而被害，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柏森林一定认识写这封告密信的人，否则写这封告密信的人不会急于找到这封信，也没必要实施杀人灭口。
既然柏森林认识写告密信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柏森林就是告密信的转交人，但是他只口头向巡捕房作了报告，并没有将告密信交上去，他之所以留下这封告密信，肯定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就是为了抓一个人的把柄，这么看的话，写告密信的人应该具备一定的背景。
郁益卿认为，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可以分两路展开，一路要搞清楚柏森林跟“协盛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彻查柏森林的历史以及人际关系，写告密信的人，也就是杀害他的凶手，很可能就在他的人际关系网里；另一路则是追查做局栽赃者以及潜入柏森林家的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是开锁进入，而且在翻找之后将现场清除的非常干净，这说明是老手，不是扒窃党就是开锁高手，这一点可以深挖下去，加上我们有目击证人，把这两个人揪出来，还是有线索可抓可用的。
第一路的调查，由专案组组长郁益卿亲自负责。1月11日下午，郁益卿率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三位侦查员前往提篮桥分局，查阅柏森林在上海解放后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登记时留下的登记材料。
登记材料上说，柏森林于1923年10月考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那年他18岁。接受半年训练后，他被分派到公共租界汇司巡捕房当了一名刑事探员，直到1941年底才辞职离开，改行做起了医疗器材的生意。
柏森林在登记材料中声称，在巡捕房做事期间，他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查，抓捕过多名人犯，但都是刑事罪犯，没有政治犯，也没有参与承办过任何政治性案件。
提篮桥分局对此进行过调查，调查结论认为柏森林所言属实。
从柏森林的登记材料看，他与“协盛案件”似乎并无关联，这一点让郁益卿四人感到困惑。为了进一步探求真相，郁益卿随后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了1928年3月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相关汇司巡捕房的卷宗，结果没有发现查抄“协盛印刷厂”的任何记载。
难道有人刻意将这桩“悬案”从相关卷宗中抹去了？
就在郁益卿四人认为这桩“悬案”的背后有黑幕时，上级给了他们一份来自北京的案情简要说明。这份简要说明上说，“协盛印刷厂”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遭到巡捕房突然搜查的，毛泽民因为是老板，搜查之后被当场带走。组织上通过汇司巡捕房的内线辗转获知，该捕房政治部是获得密报后决定对“协盛印刷厂”进行突然搜查的。
之后，化名为杨杰的毛泽民被戴上手铐，并没有押往巡捕房，而是带到了一家旅馆进行盘问。毛泽民坚称自己是合法商人，并不是什么共产党，谁给钱就给谁印。办案巡捕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给他安了一个“印刷赤色刊物”的罪名，须交罚金，方可保释。毛泽民虚与委蛇，答应设法筹款，并把厂房、机器设备和纸张作为抵押，在筹措交纳八百元预付罚金之后被释放。因为这是一桩中途流产的案件，无法予以定性，也没有结案报告，所以巡捕房没有留下相关的卷宗材料。
这就意味着巡捕房的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郁益卿四人并没有气馁，随后，他们又将调查的重点转向排查柏森林的人际关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第二路的调查取得重大进展，潜入柏森林大连路住所的案犯楚一郎竟然被抓到了。
第二路的调查由侦查员老马、王九鸣、石春晖负责，立下关键一功的是老马。
老马是锁匠出身，在旧社会是混过江湖的，接受任务之后，他对另外两位侦查员说，从目击证人反映的情况下，潜入柏森林家的两人中，有一个是先行进入的开锁高手，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看没有必要去查旧刑档，直接到社会上找那些有过前科、后金盆洗手改行做锁匠的人员打听即可。
经打听，众多锁匠都说，现在上海滩开锁最厉害的就是楚一郎了，谁有打不开的保险箱，一般都送到他的铺子里，没有打不开的。
这个说法，让老马三人注意到了楚一郎。
经初步调查得知，楚一郎早年在吴淞镇做仓库守夜人，抗战初期自学开锁，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号称上海滩“锁王”。干这一行，他有自己的规矩，不问来路，只开保险箱，不管是谁，要开箱子，只能送到他的铺子里，他从不登门。上海解放前一年，据说此人已经金盆洗手。
老马说，潜入柏森林家的案犯，第一目标就是保险箱，我看这个楚一郎身上有戏。
为了验楚一郎的“好坏”，老马设计了一场心理战。吴淞分局将楚一郎叫来后，说现在有一个案子，要提取上海所有开铺子锁匠的指纹，建立指纹档案。
老马注意到，楚一郎听说要提取他的指纹，顿时大惊失色。见状，老马意识到有戏，随即给他扣上了手铐。
将楚一郎押往审讯室的途中，老马说，这个人开锁行，心理不行，好些搞偏门的，都这样。
如老马所言，楚一郎的心理确实不行，在审讯室，老马三人刚坐到他对面，他就坦白了，将他知道的、参与的，吐得干干净净。
楚一郎说，他有难以启齿的生理缺陷，16岁时父亲被晚间潜入吴淞码头海关仓库的贼人杀死，他受到抚恤，接了父亲的班，成了一个仓库守夜人。20岁那年，家里失火，全家都被烧死，只剩他一人，从此他就搬到了仓库旁的一间小屋里住。
海关仓库的角落里常年堆积着几十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保险箱，多是海关查获的走私货。后来仓库主任动歪脑筋，先打报告说箱锁锈蚀严重已无法打开，建议作为废品处理，上峰批示同意后，仓库主任便找了外号叫“徐瘸子”的开锁匠，来开这些箱子，捞里面的东西。哪知道“徐瘸子”是个冒牌货，带了一套舶来开锁工具，最后一个箱子也没有打开。
“徐瘸子”被赶走后，那一套舶来开锁工具落下了，楚一郎晚上无事，便拿这些工具尝试开保险箱，这一尝试不得了，只几个月的工夫，他就把自己琢磨成了一个开锁高手。
日本人打来后，海关仓库随之失陷，因为练成了一手开锁的绝活，他被日本人留用，专门开锁，修保险箱。日本人发现他技术好，还在吴淞镇给他准备了一幢小洋楼作为寓所。
1939年底，军统上海站收买海关仓库的中国杂役，他被说服，受命于1940年元月3日晚炸了海关露天仓库的日军临时军火囤积点，随后由军统特工接应撤离吴淞，在安徽屯溪开了一家杂货铺，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他已与军统失联，回到上海，海关吴淞仓库已经关闭，他栖身镇口的一座破庙，寻思着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钞，置办一些工具，在街头摆个锁匠摊头。去警察局办理登记手续时，忽然来了一个男子，说楚先生是抗日英雄，决无街头设摊之理，政府不管，我也要管。请楚先生赏脸，去镇上的“觅春酒楼”小酌几杯，聊表敬意。
这一去，就是上了贼船。
原来，对方是黑道上“崇时帮”的老大景守春，专干扒窃盗箱的活，他是从帮里一个吴淞镇小蟊贼蒋念米的口中得知，当年炸掉日军军火库遭日军宪兵四处通缉而名噪一时的“锁王”楚一郎，现已回乡，正穷困潦倒。
景守春趁人之危，将枪压在钞票上面逼楚一郎就范。楚一郎本是残疾人，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反抗，最终与景守春达成交易，他不外出作案，只待在吴淞镇，景守春给他开一间修理五金电器的铺子，“崇时帮”盗来的保险箱，送到他的铺子里，他保开不看，报酬任给。
这个黑买卖，一直做到1948年6月，景守春及“崇时帮”一众盗贼因系列盗案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毙，他被抓去做了一份笔录，因侦缉大队中有昔日军统，知道他曾为军统效力，炸过日本人军火仓库，没有为难他，最后把他给放了。
乱世江湖，树欲静而风不止。
去年12月29日晚，楚一郎正准备关门，铺子里突然闯进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不速之客，手里亮出一支左轮手枪，要他关门说话。
门关上后，那人不绕弯子，直接挑明，说久仰楚爷大名，现有一桩活儿，想请楚爷相帮，酬金随便开。
楚一郎看到那支枪，知道事情躲不过，只要答应说，江湖朋友，有话好说。至于酬金，楚某人不敢领受，免生后患。
那人听了，收起枪，拍了拍楚一郎的肩膀说，楚爷真是亮堂人。敝人姓印，印刷的印，楚爷可以唤我“老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事需要楚爷相帮，过两天会有人来通知。
元旦那天，老印的使者来了，是两位。楚一郎一看，来人竟是“崇时帮”的老人，一个叫李山，一个叫汪春。此前，这俩贼人没少来楚一郎的铺子送保险箱。
楚一郎看到这两个人，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八成是这俩贼人卖出去的。
俩贼人进门之后，笑了笑，然后说，今天就是来跟楚爷打个照面，其实都是老熟人，1月7日下午4时，我们准时来接楚爷，请楚爷带上一应工具。
1月7日下午4时，这俩贼人果然准时来了，楚一郎没有多言，带着工具，跟他们去了榆林去华德路的一个住处。
楚一郎疑惑地问，是要我在这里做活吗？
俩贼人说，今天不做活，只喝酒，明天老印来接楚爷。
1月8日早晨，老印来后，俩贼人说，我们去了。老印嘱咐他们，活做的漂亮些。俩贼人奸诈一笑，没有二话。
这时候，老印对楚一郎说，走吧！楚爷，让我见识见识。
老印带着楚一郎所去的地方，正是柏森林的家，他要楚一郎相帮的事，就是先开门锁，再开箱子。
楚一郎开锁，向来讲规矩。
开锁前，他不问；锁开了，他不看。
因此，他并不知道老印此行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了没有。
说来也巧，被迫帮老印开完锁，在回吴淞镇的路上，楚一郎正好遇见了派出所负责治安的副所长，副所长见到他，二话不说便唤住他作了一番法制教育。
楚一郎听得心惊肉跳，几乎崩溃，寻思着别是刚才那事被派出所轧出苗头，回家之后，便决定第二天去安徽屯溪，暂时风头。
哪知道，第二天他还没来及走，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
到了派出所，听说要取他的指纹，他当即断定老印让他干的事情漏了，再也支撑不住，只好乖乖就范。
根据楚一郎的招供，专案组随即派员赶往华德路，抓捕李山、汪春二人。
这二人被抓捕到案之后，一审，原来如此，他们就是1月8日在电车上栽赃陷害金潇漪的做局者，李山化名宋某充当失主，汪春则以吴某的名义扮成证人。
专案组组长郁益卿亲自审问，第一个问题就直击要害，想活命就老实交代，你们跟幕后主使老印是什么关系？对这个人，你们知道多少？
李山、汪春二人供称，老印全名叫印一琨，原是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上尉，1948年该团驻扎上海，印一琨以上尉参谋之职被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时他们两个因“崇时帮”系列盗案被抓进侦缉大队大牢，印一琨见他们两个仅是帮里的喽啰，又操苏北口音，是老乡，便利用手里的权力私放了他们，为的是要他们两个从此以后对他肝脑涂地，赴汤蹈火。
他们两个被放出来之后，便认他做了大哥，靠坑蒙拐骗抢，不时孝敬他一些钱财。
上海解放后，印一琨没有跑出去，跟他们两个聚在一起，靠偷盗为生。但近来上海治安管控越来越严，案子越来越不好做，他们几乎没了生存空间。正发愁时，有一天，印一琨跟他们两个说，接到了一茬活儿，雇主出价很高，干下来的话，足够三人逃港的经费了。于是乎，他们两个就按照印一琨的设计，1月8日在电车上做了栽赃陷害那个女人（金潇漪）的局，但这个活到底是什么，他们两个并不清楚。
郁益卿问印一琨的藏身地点，这两人知道，很干脆就吐了。
印一琨没想到会漏的这么快，当专案组抓捕小组破门而入时，他毫无防备，被擒住时，他的枕下正压着射杀柏森林的那支左轮枪。
李山、汪春的供述中，有一条关键线索，印一琨是受雇于人，雇他的那个人才是这个案子的主谋。
然而，在审讯室，印一琨却一口咬定，没有人雇他，杀柏森林，是因为跟他有旧仇。
郁益卿问，那你潜入柏森林家，为的又是什么？
印一琨说，搞钱。
郁益卿呵斥他一派胡言，他则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郁益卿没有跟他纠缠，换了一个切入点，又问，你怎么知道柏森林那天要加班到很晚？
印一琨说，你想套我话，没什么可套的。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冒充客户往柏森林的事务所打了一个电话，几句话，我就摸清了他几点下班，活该他那天死，偏偏那天加班到深夜。
郁益卿又问，你怎么知道柏森林太太那天要去静安寺烧香？
印一琨说，这个你可以问那个女人。
郁益卿说，我现在问你。
印一琨说，那个女人很好骗，我给她寄了一封信，就把她骗出来了。
郁益卿追问，你给她寄了一封什么信？
印一琨在这个环节露出了破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后干脆摆出一副不愿再谈的架势，企图掩盖过去。
郁益卿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是块滚刀肉，捕捉到这个破绽之后，他没有继续问下来，而是直奔金潇漪家而去。
见到金潇漪，郁益卿严肃地问，柏太太，去静安寺烧香之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封信？
金潇漪说，1月7日我是收到一封信，是我的好姐妹梅志玲写给我的，她跟我讲，静安寺烧香现在蛮灵的，劝我去烧一炷香，为了心诚则灵，最好明天就去。
郁益卿问，这封信还在吗？
金潇漪说，应该在的，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吗？
郁益卿说，请柏太太赶紧找找看，这封信对我们办案子有用。
金潇漪听了，赶忙去找，不一会儿便找来了那封信。
郁益卿打开那封信一看，信的内容是打字机打的，大意是劝金潇漪去静安寺烧香，还说不久广慈医院要引进一项消除疤痕的新技术，到时候她的心病就可以根除了。
郁益卿注意到，这封信的落款正是梅志玲，另外，这封信的信纸有一个特别之处，左上角印有两个英文字母“PI”。
金潇漪见郁益卿锁眉看这封信，疑惑地问，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吗？
郁益卿反问，你觉得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吗？
金潇漪说，我没觉得有什么。
郁益卿又问，你的这个好姐妹梅志玲，会有什么问题吗？
金潇漪听了斩钉截铁地说，她是最好的一个人，我不懂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郁益卿没有解释，在他看来，当局者迷，金潇漪应该是被好姐妹给骗了。
从金潇漪家出来，郁益卿觉得这个案子基本已经落地里，金潇漪的这个好姐妹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做局者，找到她，她背后的主谋恐怕就再难隐藏了。
然而，当郁益卿来到广慈医院，见到梅志玲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觉得自己可能过于武断了。
在郁益卿看来，梅志玲的气质与阴谋是相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不可能去害她的好姐妹。
但即便如此，郁益卿还是拿出了那封信，并且追问梅志玲，这封信是不是她写给金潇漪的？
梅志玲看过信，一口就否认了，她指着桌上的那台老式“兄弟牌”打字机，对郁益卿说，我给潇漪写信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最后一封信还是去年12月30日晚上写的，不信你可以看打字机的辊筒，上面还保留着文字的痕迹。
郁益卿过去看了看，果然如此。
郁益卿说，金潇漪的丈夫遇害了，这事你知道吗？
梅志玲听了，惊愕地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她说，我并不知道呀，近来我父亲生病，我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照顾病人上，柏先生为人亲善，对潇漪也好，怎么会这样呢？潇漪没出什么事吧？
郁益卿说，柏太太情况还好。我们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们怀疑这封信有诱骗柏太太出门的意图。
梅志玲听懂了，她再次拿起这封信看了看，然后说，有人要伪造这封信并不难。
郁益卿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封信是别人冒充你写的？
梅志玲说，有些事情你们可能不了解，自潇漪脸上有了那道疤痕之后，她几乎就不再出门了，更不愿意见朋友。我怕她想不开，时常写信开导她，一开始她是不回信的，慢慢地才好一些，后来通信就成了我们姐妹之间谈心的方式。上海滩的记者得知我们姐妹的这种感情，认为是佳话，曾在报纸上介绍过我们的姐妹情，刊载过我给她写的一封信。所以我讲，如果有人动歹念，要冒充我给潇漪写信，并不是一件难事。
梅志玲道出的内幕，让郁益卿颇感意外。通过调查了解，梅志玲的父亲近来的确生了很严重的病，一直卧床，而且1月8日前后，她几乎全天都在医院里照顾病人，有目击证人可以作证。另外，通过近距离观察，郁益卿认为梅志玲所说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对她的怀疑便完全解除了。
回到专案组，郁益卿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啃那块滚刀肉印一琨，二是破解那封诱骗信上的“PI”之谜，经过一番思考权衡，郁益卿暂且选择了后者。
他对头脑比较灵活的专案组侦查员李璞说，我认为这个“PI”很可能是上海滩某个厂商的英文字母缩写，只要把这个破解出来，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就浮出水面了，我建议将那块滚刀肉先晾一晾，全力来攻这个谜题。
李璞说，印一琨跟幕后主使有一定的交道，如果这个“PI”代表某个厂商，印一琨会不会跟它有交集呢？
郁益卿说，你这个假设非常好，印一琨不开口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卷宗档案查起，让材料先说话。如果这一步查不出线索，我们再去市工商局和各行业公会访查。
为了寻找这种可能的关联性，郁益卿、李璞在查阅印一琨的卷宗档案时，格外地仔细。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郁益卿在很厚的一沓档案材料中，发现了一个细节：印一琨在国民党宪兵三团任职时，曾奉命以特派督察员的身份去该团下辖的第二特遣分队待过半年，第二特遣分队的驻地在位于蓬莱区西藏南路黄埔路的一家铁厂内，这家铁厂的名字是“太平洋铁工厂”，英文全称“Pacific Ironworks”，英文缩写正是“PI”。
这不是巧合，是突破口。
意识到这一点，郁益卿带着李璞，立即奔向市工商局，调阅“太平洋铁工厂”的工商资料。
“太平洋铁工厂”由浙江鄞县人何洛阳创办于1919年，十年后转让给宁波人吕品音。吕在抗战爆发前病逝，该产业落到其女婿王义孚手中。王义孚与日商合作经营，避免了被日军强制征收的厄运。1944年，在赚到不菲的利润后，王义孚把股份全部卖给日商，躲过了抗战胜利后工厂被国民党当作敌产没收的厄运。此后铁厂改名为“沪上船舶修理厂”，上海解放后，该厂被新政权接管，暂由华东局工业部管理。王义孚自卖掉铁厂股份后，一直在上海做寓公，生活富裕无忧。
查到这些情况，郁益卿又骑着摩托车与李璞，马不停蹄地赶往“沪上船舶修理厂”。经过调查，果然发现了重大疑点，当年，国民党宪兵三团第二特遣分队驻在该厂，是因为该厂不但有空余库房可作为营房，还有大块空地可供训练。当时，王义孚虽然已经卖掉股份不再是铁厂老板，但因为跟国民党军方在抗战时期做过生意，碍于情面，最后是他出面帮忙斡旋，降低了租金。
王义孚在转让铁厂时，保留了位于该厂内黄浦江畔的一栋二层小洋楼。小洋楼有上下八个房间，条件比营房好，在征得王义孚的同意后，该特遣分队的督察官便住了进来。
这个督察官不是别人，正是眼下的“滚刀肉”印一琨。
调查至此，这个案子基本上就亮了，王义孚与印一琨存在交集，而且只有他才会保留带有“PI”字样的信纸，如此说来，他就是隐藏在印一琨背后的幕后主使。
为了坐实这一点，郁益卿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他调取了王义孚留在铁厂档案内的手书，连同在柏森林书房台灯里发现的那纸告密信，一并紧急送交市公安局做笔迹鉴定。
市公安局技术室很快给出鉴定结论：笔迹相符，可以认定告密信出自王义孚之手。
拿到鉴定结论，郁益卿率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苏州，将在苏州亲戚家小住的王义孚捉拿归案。
在铁证面前，王义孚哀叹不止，最后不得不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
“协盛案件”发生的那一年，王义孚十九岁，在伯父所开的南货店即将学徒满师，按时旧时“学三年帮三年”的规矩，尽管他的身份相当于小开，但伯父说规矩可立不可破，他必须再“帮三年”，才能另谋高就。
王义孚凡事在人前喜欢充大，为了尽快从伯父的南货店摆脱出来，他绞尽脑汁。一天，他看到《申报》上刊登了公共租界警务处招收华捕的启示，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自己被录取，伯父是想拦也无法拦的。
但是当年租界巡捕房招收华捕的录取比例是37:1，没有门道，没有本事，是很难跨过这道门槛的。于是，他动歪心思，想到了告密，因为他曾听相邻的柏森林大哥说过，有协助租界警方侦破案件之行为的，可以破格录用。
动了这个歪心思后，王义孚便开始四处打探线索，每天阅读报纸。没几天，他看到报载外滩破获“共产党传单案”的消息，便想起了距南货店不远爱尔近路上的那家“协盛印刷厂”。正好，他有个小学同学家在“协盛印刷厂”斜对面开了家冷饮店，他便经常过去买冷饮，跟同学父子聊天，暗中观察“协盛印刷厂”一切异常的迹象。
越发觉得“协盛印刷厂”可疑，觉得有告密的内容之后，他便用南货店常年备用的边角料宣纸，写了那封告密信。
告密信写完，王义孚请柏森林代为转交汇司巡捕房的英国督察长，并恳请柏大哥在英国督察长面前美言几句。
但柏森林并没有将王义孚的告密信转交上去，只向英国督察长做了口头汇报，英国督察长命令查办，但并没有足够重视，于是就发生了虽查但不狠的“协盛案件”。
人的命运，有时是难料的。
就在王义孚以为自己告密成功，自己有望进入巡捕房时，他的命运却发生了陡变。一个阴错阳差的机会，他认识了伯父的旧相识王品音，王品音对他的印象莫名地好，此后便说服其伯父放人，让他到“太平洋铁工人”学本事，谋发展，后来更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被这样的好机会砸中，王义孚再不想去巡捕房，暗中对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不安，尤其是得知“协盛印刷厂”被查抄后，他更担心自己被当成告密有功人员而破格录取。
为此，他去找柏森林，想请柏大哥再次帮忙，淡化自己告密者的身份。
柏森林见他进了铁工厂，有发迹的苗头，便对他说，这个事好办，好办。
其实，王义孚是多虑了，柏森林因为揽功，巡捕房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告密者，更无从谈起破格录取。更加糟糕的是，经王义孚这么一说，柏森林便多了一个心眼，将那封告密信偷偷地私藏了起来。
后来，王义孚运气奇佳，两次躲过铁厂被没收的厄运，并且成功套现离场，成了手里有钱的赋闲富翁。
有一年，王义孚参加一个饭局，邻座是昔日汇司捕房的华捕头目丁某，两人喝酒闲聊，便聊到了柏森林其人。
丁某说，柏森林早已离开警界改行做生意了。
王义孚问，当年那个“协盛案件”听说是柏森林办的？
丁某说，线索是柏森林提供的，据称是其在侦查刑事案件时偶然发现的，就直接报告给了政治部西捕督察长。
听到这个内幕，王义孚心头一惊，柏森林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人品真是不敢恭维。想到这里，王义孚又想到自己当年的那封告密信，心底愈发地不安。
被小人捏住把柄，坏事总会来的。
上海解放两个月后，柏森林突然登门造访，说他最近要进一批紧俏西药，估计囤在手里一个月，便可赚四五条大黄鱼，但眼下手头拮据，寸头紧张，故来向王老弟求助，王老弟有两个选择，一是合作做这笔生意，由王全额投资，届时获利按四六比例分成，王六柏四；二是王不投资，借给柏五条大黄鱼，届时按三分利连同本金一并偿还。
王义孚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一下就嗅出味道来，这哪是合作借钱，分明是敲诈勒索。他何以如此嚣张？一定是手里有他的把柄。
那封信。
一定是那封告密信。
王义孚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冷冷地拒绝了柏森林的提议。果不其然，柏森林紧跟着就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王义孚的面前，王义孚低头一看，照片不是别的，正是那封告密信的影印件。
见王义孚脸上交织着惊恐与愤怒，柏森林阴阳怪气地又补一刀，他提醒说，王老弟可能还不知道吧，当年“协盛”的那位杨老板，乃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他的名字叫毛泽民。
听到这个名字，王义孚几乎惊呆了，同时也屈服了。
他苍白无力地说，你开个价吧。
柏森林伸出两个指头，要价二十两黄金。
然而，被这种小人缠上，破财是永不能消灾的。
去年11月中旬，柏森林再次登门告贷，王义孚意识到，对方不把他的家底榨干是不会罢休的，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设法拿到那封告密信的原件以及底片和全部照片。
经过反复盘算，他想到了1947年在小洋楼里一起住过半年的国民党宪兵上尉、丧家之犬印一琨。
王义孚出价二十两黄金，印一琨一口答应。
但是，王义孚没有透露那封告密信是他写的，只说是受朋友委托，并说事情办的如有闪失，只要不把他说出来，他会按其要求，给予更高的报酬并设法营救。总之，他不会做负朋友的事。
印一琨没有二话，于是乎，杀人灭口，潜室寻信的血腥戏码紧跟着就上演了······
郁益卿将王义孚的罪证以及供词摆在印一琨面前，印一琨叹息一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至此，“协盛案件”的谜团彻底揭开，并且是一案两破。
1950年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案犯进行宣判：王义孚、印一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山、汪春、楚一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五年、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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