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沈醉的爱人，后嫁给开国上将的外甥，建国后官至正厅级
在我国的近代历史上，有不少传奇女性，今天要说的这位莫耶就是其中之一。她出身闽南华侨豪门，却选择冲破家庭束缚；她曾与军统特务相恋，最终却在延安找到人生信仰；她写下传遍大江南北的《延安颂》，却至死都不知道初恋的真实身份。
1918年的福建安溪溪榜村，一座名为“逸楼”的闽南洋楼里，陈淑媛（莫耶原名）呱呱坠地。这座洋楼是她祖父修建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旅缅华侨建筑商，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气派宅院。
陈淑媛的父亲陈铮更是个有故事的人，晚清时教过私塾，后来投笔从戎成了民军将领，还兼任过安溪县长，跟著名侨领陈嘉庚都是熟人，陈嘉庚每次回国，总要到陈家小住几日。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陈淑媛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别家女孩还在学针线活的时候，她已经跟着先生读书识字，10岁就能跟大哥比着作诗，村里人都喊她“溪榜才女”。
1932年，14岁的陈淑媛小学毕业，跟着父亲搬到了鼓浪屿，进了当地有名的慈勤女中。鼓浪屿是当时的通商口岸，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慈勤女中里也藏着不少有进步思想的老师，这让陈淑媛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在女中读书的日子，陈淑媛像海绵吸水一样读了不少中外文艺书籍。那些能靠笔杆子自立的女作家，成了她的偶像，她也开始试着写点短文、诗歌，投给当地的报纸。没想到，她的文字很快就被刊登出来，这让她更有干劲了。
教国文的陈海天老师看出了她的天赋，特意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办了份叫《火星》的旬刊，专门发表进步文章。陈淑媛在刊物上写的那些呼吁爱国救亡的文字，字里行间全是年轻人的热血。
可这份热血，在父亲陈铮眼里却成了“祸端”。有一次，陈铮在女儿房间里翻到了《火星》旬刊，再想到最近女儿总跟一些“不三不四”的进步青年来往，顿时火冒三丈。偏偏那时候，陈铮又想娶姨太太，陈淑媛本来就对父亲的封建思想不满，这下更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吵到最后，陈淑媛心一横，决定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家。母亲看着女儿委屈的样子，偷偷塞给她十几块银元，趁着夜色把她送出了家门。
1933年的那个冬天，陈淑媛揣着改名“白冰”的证件，独自一人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刚到上海的日子不好过，陈淑媛拿着中学文凭在弄堂里打转，最后总算在《女子月刊》杂志社找到了份校对的工作。那时候的上海，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繁华，一边是暗流涌动的斗争，进步刊物更是时刻被国民党特务盯着。
就在陈淑媛慢慢适应编辑工作，偶尔还以“白冰”为笔名发表文章的时候，一个叫“陈沧”的年轻记者闯进了她的生活。
第一次见陈沧的时候，小伙子穿着笔挺的西装，说话温文尔雅，还说自己早就读过“白冰”的文章，想跟她讨教文学问题。陈淑媛本来就热心，加上两人年纪相仿，又都喜欢文学，一来二去就熟了。
陈沧经常约她去看话剧、逛书店，聊起诗词歌赋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候的陈淑媛觉得，自己遇到了能懂自己的人，没过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陈淑媛不知道，这个叫“陈沧”的记者，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文人。他的真名叫沈醉，是军统特务，当时正在上海法租界做情报工作，记者身份不过是用来掩护的伪装。
沈醉的姐夫是军统元老余乐醒，靠着这层关系，加上他脑子活络、做事果断，深得戴笠器重，那时候已经是军统的小头目了。他接近《女子月刊》，本来是为了监视进步文人，可没想到，会真的对陈淑媛动了心。
1935年，沈醉在一次抓捕地下党员的行动中，不小心从3楼摔了下来，左眼球被竹竿挑出，差点瞎了。他不敢跟陈淑媛说实话，只说是装天线时摔的。陈淑媛一听就急了，天天跑到医院照顾他，喂饭、擦身、读报纸，一点都不嫌弃。
沈醉看着眼前这个真心待自己的姑娘，心里又感动又矛盾，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早晚要暴露，可又舍不得这份感情。
伤好之后，沈醉不顾母亲的反对，跟陈淑媛同居了。沈醉的母亲虽然早年参加过南社，思想却很封建，觉得陈淑媛“洋里洋气”，不像个能安分过日子的媳妇，还放话说：“娶了她我就不进你家门”。可沈醉当时一门心思在陈淑媛身上，根本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
1936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陈淑媛本以为日子能就这样安稳下去，可矛盾很快就来了。沈醉想让陈淑媛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做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可陈淑媛怎么可能同意？她好不容易从家里逃出来，就是为了能靠自己的笔杆子做事，怎么甘心再被家庭捆住？
两人为此吵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沈醉退了步，找朋友帮忙照顾孩子，让陈淑媛继续回杂志社工作。可那时候，沈醉的上司戴笠也知道了他跟陈淑媛的事，专门找他谈了话，说陈淑媛“思想左倾，政治不可靠”，坚决反对他们结婚。
一边是上司的警告，一边是母亲的不满，沈醉的压力越来越大，跟陈淑媛的关系也慢慢淡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很快就乱了起来。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进步青年们都在讨论着要去延安。陈淑媛早就心向往之，她拉着沈醉，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延安。可沈醉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陈淑媛的反复追问下，沈醉才不得不坦白：自己不是记者，是军统特务，不能跟她去延安。听到真相的那一刻，陈淑媛如遭雷击。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爱了这么久的人，竟然一直瞒着自己这么大的秘密。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两人的政治信仰根本对立。那天，他们在出租屋里吵了一夜，谁也没能说服谁。陈淑媛知道，他们之间彻底完了。她把孩子托付给沈醉的朋友，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一支救亡演剧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这年10月，陈淑媛终于到达延安。看着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听着到处响起的抗战歌声，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
在这里，很多爱国青年都改了名字，立志重新开始。陈淑媛想起陕北民歌《信天游》中的“莫耶”启发，就给自己改名叫“莫耶”，寓意“抛弃旧我，投身革命”。不久后，她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这里，她的创作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8年的一个黄昏，莫耶在延河边散步，夕阳照着山头的宝塔，晚风拂过田野，远处传来战士们的歌声。那一刻，她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拿出纸笔，一边走一边写，很快就完成了《延安颂》的歌词。
后来，音乐系的同学郑律成看到歌词，深受感动，为它谱了曲。没想到，这首歌很快就在延安传唱开来，后来更是传遍了全国，成了鼓舞无数青年投身抗战的经典歌曲。
在延安的日子里，莫耶不仅在创作上收获颇丰，还遇到了新的爱情。
1944年，她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在贺龙元帅创办的《战斗报》当编辑。报社的编辑科长方唯若，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为人正直，工作认真，很欣赏莫耶的才华。两人在工作中互相扶持，慢慢产生了感情。
1949年2月，莫耶和方唯若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可问题来了，方唯若是根正苗红的老革命，还是李克农的堂外甥，而莫耶的家庭出身复杂，还有过跟“不明身份人员”的恋爱史，组织上没人敢批这个申请。
最后，还是贺龙元帅拍了板：“莫耶的情况我知道，她是个好同志，批！”就这样，两人终于结为夫妻，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建国后，莫耶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官至正厅级。
她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写下了大量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作品。而方唯若则在兰州军区任职，后来享受副军级待遇，两人相互扶持，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可莫耶不知道的是，远在南方的沈醉，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她。沈醉后来在军统里步步高升，28岁就当上了军统少将，成了“军统三剑客”之一。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莫耶。
1949年后，沈醉被俘，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5年，莫耶遭遇错误批判，有人翻出她早年的恋爱史，怀疑她跟军统有联系，专门找沈醉核实。沈醉知道，如果自己承认，莫耶肯定会受到牵连，于是他一口否认了两人的关系，保住了莫耶。
莫耶的晚年，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整理革命史料和文学创作上。她夜以继日地写，把自己在战地的经历、在延安的生活都写进了作品里。1986年5月7日，莫耶在兰州病逝，享年68岁。
临终前，她还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对子女说：“我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没什么遗憾的。”直到去世，她都不知道，当年那个叫“陈沧”的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沈醉。
1996年，沈醉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2岁。他到死都没能再见到莫耶一面，只能在回忆录里回忆那段在上海的时光：“一想到上海分手时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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