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沈阳前市长武迪生以色列遇难,数万名群众迎寒风为他送行
1987年1月8日的夜里,零下二十度,沈河区老兵张国富摸黑走出单元门,路灯闪了两下又灭,他低声骂了一句:“咋又停电?”转天早晨,一封写满怨气的来信摆在沈阳市长办公桌上。批示只有八个字——“停电要有节律”。随后那张家喻户晓的停限电表在报纸上刊出,晚五点到晚九点一律供电,市民终于能安心守着春晚。沈阳人就是在这种细节里,记住了武迪生的名字。要说出身,武迪生1935年生于河南西华,1956年东北工学院冶金系毕业后扎根沈阳线材厂,从技术员干到副厂长。别人眼里他最显眼的标签是“技术市长”,可他自己却常念叨那句陈年口头禅:“机器听指令,百姓要倾听。”1983年走进市政府,他先当副市长,三年后主持市政工作。任上第一把火,他把家安在铁西区三八里普通民宅六楼,一条狭窄楼道挤满孩子的自行车。他笑着解释:“住这儿,耳朵不用专门下基层。”
有意思的是,居民委明文禁止小车入院。亲戚从河南驱车探亲,误闯小区,第二天武迪生爱人主动递上五元罚款。旁观的王玉娥至今记得那一幕,“他家就和咱们一样掰着指头过日子。”旧沙发弹簧咯吱作响,四个茶几颜色深浅不同,最老那张已陪主人走过三十年。
信访件经常直接送到市长办公室。煤油脱销、电冰箱变“摆设”、新婚夫妇半吨煤证久拖不办……一连串琐碎问题,落到武迪生笔下却像工艺流程图,步骤清晰,期限明确。1987年春,他召集能源部门拍板“多油并进”后,六十吨民用煤油迅速上架。不到一周,批发价跌了两毛。市场反应比文件快得多,一位大娘在售油窗口冲着工作人员乐呵呵地说:“这才像市长干的活。”
治理污染是这位冶金出身市长的执念。铁西烟囱林立,他拍桌子定下“五年关停三十座小高炉”的目标,还要求老工业区改用天然气。有人担心财政吃不消,他一挥手:“预算先扣我市长岗位补贴!”话虽夸张,却足见决心。第三年,小高炉逆天冒烟的景象明显减少,大伙拿着搪瓷茶缸喝水,再不用担心表面漂着煤灰点子。
1993年11月,沈阳代表团应拉马特甘市邀请赴以色列,武迪生带着经开区合作项目清单登机。23日晚,宴席刚散,对方企业总经理提出第二天黎明乘直升机去马萨达山,趁机完善合同细节。“能省一趟会,值。”他爽快答应,还叫上副主任张力,准备随行翻译。
24日凌晨四时许,直升机起飞。机舱里通话记录只留下简短一句:“日出应当比沈阳早。”谁也没料到,两分钟后仪表盘报警,山谷里突然响起爆裂声,旋翼折断,机身坠向沙地。以色列航空安全局公布事故时间为4时50分,机上五人无生还。
清晨,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来元接到电话,“沈阳市长直升机失事,请速核实。”短短十几个字,像冰锥扎进胸口。林真大使紧急部署七项措施:口头报告国内、成立善后小组、前往现场拍照取证、与以外交部交涉、冷冻遗体、连夜撰写报告、第二天提交处理建议。忙碌与悲痛交织,大使馆大厅灯火通宵未息。
善后最棘手的是责任归属。沈阳方面坚持官方邀请理应担责,以方却援引本国法律表示“行政不替司法”。大使馆建议家属自行聘请律师追索保险赔偿,同时请以色列政府在救援、运输、法律协助上“尽最大努力”。方案很快获国内批复。随后,沈阳市派副市长率团赴以色列。经过数轮会谈,家属在以色列和美国两地同时启动索赔程序,最终获得满意赔偿,遗体于12月初空运回国,再由沈阳火化装殓。
12月6日凌晨五点,北风割脸。武迪生骨灰灵车缓缓驶离机场,警车不鸣笛,只留黄色警灯在暗夜里闪烁。沿线工人自发停下早班,摘帽肃立。解放大路旁,那群在煤油风波中写过信的市民举着黑纱花束,衣领翻着,手却没插进兜。有人小声说:“市长走得太急。”无人接口,喉咙像被冻住。
回龙岗革命公墓入口,花圈排成长廊。官方并未大张旗鼓,可自写挽联的白纸黑字仍然塞满空隙。“永远怀念好市长武迪生”——落款简单到只有“沈阳市人民”。一位七十多岁老人撑着木杖,脚步踉跄地走到骨灰盒前,用尽力气弯腰三次。“好人啊,好人。”这句呢喃被风吹散,在山坡上回荡。
武迪生生前最醒目的对联挂在客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界评价他廉洁、务实、高效、创新,他却常反复一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沈阳这座工业重城留下了五条清晰痕迹:环境改善、污染源治理、居民燃料更新、公共设施建设、住房条件提升。目标不算宏大,却触手可及;政绩没刻在石碑,却写进人心。九十年代初期,工矿城市普遍困难,他仍坚持“少说多做”,一句空话都觉得浪费资源。
事故发生已经过去多年,铁西的炉火早已改烧天然气,曾经的线材厂变成了博物馆。参观通道尽头,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中年武迪生戴安全帽,背靠轰鸣轧机,笑得坦然。参观的退休工人偶尔会在那儿停一会儿,不出声,表情里却有肯定也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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