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为什么在近代会超越东方文明？
西方文明超越世界其他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性格和文化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假如这很难令某些人理解，那么就请了解一下生态多样性。生态多样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物多样性，这会使地球充满生机。这是自然科学的结论，至于这种结论是否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个人倾向的答案是yes。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约翰·穆勒生活于19世纪的上半叶，此时满清尚未灭亡。约翰·穆勒显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多样性，毕竟这个概念要等到他去世后100年才被系统性提出。但凭借对历史的仔细分析和归纳，约翰·穆勒便能得出类似的论断：人类文明的性格和文化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换言之，欧洲相较于世界恰恰最不缺自由，不缺个性。
不缺不同的声音，这便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独领风骚的原因。关于西方文明崛起的缘由，我曾经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西方人对外侵略扩张、掠夺殖民，积累了原始资本。但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倒果为因。我也曾经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直到年岁渐长、知识阅历愈发丰富，懂得了运用逻辑思维，才明白这个观点多么经不起推敲。
按照这个说法，潜台词就是除西方人以外的人们都
秉性善良，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其他国家。或者说沿用上述这个逻辑，历史上的蒙古帝国、西方文明都曾有过扩张行为。
西班牙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都曾疯狂对外扩张，殖民掠夺了惊人的海量财富，建立起横跨
大洲的大帝国盛极一时，按理说，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应该保持这种势头。
狠狠的崛起，但奈何他们最终都还是狠狠的衰落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反过来讲，既然西方能侵略殖民非洲的黑蜀泰，那为什么非洲的黑蜀泰们没有侵略殖民欧洲呢？是因为黑蜀泰比白人更老实、更友善、更爱好和平吗？还是仅仅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呢？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就拿欧洲文明进步的三大运动来说，文艺复兴源自意大利，宗教改革的火焰则燃起于德意志，启蒙运动萌芽于英吉利，在法兰西得到了最茁壮的成长。欧洲多样化的政治生态，给予了这些促进文明进步的运动以生存空间。而像欧洲中世纪那种教会神权一统天下的状况，则带给了欧洲数百年的黑暗。
总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那就是人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人与神的战争。一神教的神不允许思想多元，对待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想，首先扣上一顶异端的帽子，然后就是谴责、批斗、人身迫害，强迫异端自我检讨，放弃思考，接受神学正統，否则就在广场上用一把火烧死这些异端分子，或者投进异端裁判所，让这些异端们狠狠的悔改。
思想僵化的欧洲并不是中东、远东那些统一大帝国的对手，但欧洲多样化的政治生态逐渐表现得比东方那种帝国体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南欧的意大利非常不同。而意大利即便四分五裂，与同样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也性格迥异。至于法兰西与德意志，则注定是气质相异的欧陆对手。
欧洲大陆国家充满个性，隔海相望的大不列颠岛同样如此。这一个岛就有英吉利、苏格兰和威尔士。欧洲没有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某种程度上却也带来了个性、活力与创造力。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是一个法国人，但他长期生活在荷兰。
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荷兰著述并发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思想观点是对传统神学的反动。几乎同一时期，伽利略因为日心说而遭受天主教会的迫害。
当时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周围的卫星。这与传统神学的观点冲突。传统神学认为，宇宙只有太阳、月球和五大行星，一共7个天体，这在基督教中是神圣的数字。安息日不就是第七天吗？还有什么比果然有7个天体会更得当呢？如果添加上木星的4颗卫星，就凑成了11个，这是一个不带有宗教神秘的数字。
根据这个理由，传统神学的卫道士们痛斥望远镜，死不肯通过它看东西，断言望远镜只能让人看到幻想。
伽利略嘲笑这些人是强词诡辩的群盲，但奈何群盲主宰着天主教诲。
伽利略在1619年受到了异端裁判所的秘密断罪，又在1633年被公开审判。伽利略终于被迫自我检讨，悔过改念。这一件事的后果是异端裁判所如愿以偿，终结了意大利的科学进步。
科学在意大利长达几个世纪没有复活，但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并未发生，因为宗教改革诞生了一批新教国家。尽管新教牧师同样仇恨科学和思想异端，但新教教会在新教国家并没有支配权。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就因此前往了荷兰。在17世纪，荷兰是唯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度，也是自由主义的故乡。政治上的革命让荷兰拥有了这种地位。1588年
荷兰联省共和国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的国家。初期的自由主义带有一些明确的特征，比如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崇尚贸易和实业、契约精神，尊重财产权，否定军权神兽等。
自由主义还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先天的，后来的不平等是环境的产物，所以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后天的教育。自由主义的荷兰成为了欧洲很多学者的避难所。显然，这些学者在自己的国家不受欢迎，因为其思想言论违反了本国的法律。
当然，制定因言获罪法律的国家，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不是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这种国家制定的法律到底有多少神圣性可言？独裁者的金科玉律和民主的立法，显然是两种性质的东西。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笛卡尔离开自己的祖国法国，移居自由主义的荷兰，可以说无比明智。在荷兰，笛卡尔自由地呼吸和思考，发表自己的著作。当然，不只有笛卡尔，比如霍布斯就只好拿他的书在荷兰刊印。
此典作者贝勒也被迫移民荷兰。斯宾诺莎同样如此，他只能移民荷兰，否则便不会诞生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但哪怕在荷兰，新教中的顽固分子也会疯狂攻击这些思想自由的学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遇到了一群疯狂的撕咬。若非荷兰政府中有人出面保护，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在荷兰也不得安宁。
这一点可以说明，在新教国家，教会力量虽然强大，但受到了政府力量的制衡，这就是权力制衡带来的好处之一。
欧洲没有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有的国家内部还有权力制衡的力量和制度。这就使得思想自由的火苗，即便熄灭于此，也会在别的地方燃起星星之火。这就是欧洲社会生态的多样化。
而且因为各个国家差异明显，各有所长，竞争激烈，彼此之间的交流、学习和模仿就很频繁。曾无意间看过一部日剧《板上支援》，剧中的正纲子规就认为。
欧洲文明进步的原因就是长于互相模仿，不断创新。日本民族的长处也是善于模仿，且不止于山寨。
互相模仿的前提是存在差异，也就是个性。正因为欧洲不缺个性，不缺个性表达的自由，不缺不同的声音，在性格和文化上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才导致了欧洲文明在几个世纪内就后来居上发展出现代文明。现代化的一项指标，就是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由此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生态的多样化，进而保障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拥有这个特征，毕竟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人和思想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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