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 “惜赦”的故事，看管理中的“宽”与“严”！
羽扇纶巾，谈笑用兵，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诸葛丞相，在历史上被人指责“惜赦”。据说在诸葛亮治蜀的时候，蜀地老百姓如果触犯法律，除非有盖世的功劳或者极端特殊的情况，很少有被赦免的。期间有很多大臣劝他效仿汉文帝、汉景帝，无为而治，定期大赦天下收买人心。诸葛丞相却说，治理国家要以大的品德，而不是小的恩惠。在他看来小的恩惠反而可能让百姓轻视规则，最终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这种 “惜赦” 背后，是诸葛亮对管理本质的深刻认知：宽和严的关键啊，其实不在于表面上是“心慈手软”还是“严格苛刻”，而在于能不能保证制度稳稳当当、公平公正地运行。
他治蜀期间，虽律法严明、极少赦免，但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任人唯贤等举措，让蜀地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虽惧法却心服口服。这种 “严法” 与 “实利” 的结合，打破了 “宽则得众，严则失人” 的刻板认知，为后世管理留下了 “宽严需适配治理目标” 的重要启示。
宽、严到底哪种情况更好呢？
西汉后期，元帝、成帝频繁大赦，甚至一年内大赦三次，导致律法沦为虚设，引发王莽篡汉的乱世。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以 “徙木立信” 确立律法权威，即使太子犯法，一样严惩其师傅公子虔与公孙贾。这种 “严到极致” 的治理快速扭转了秦国 “兵弱国贫” 的局面，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这是不是说严就比宽更好呢？
当然不是，真正的智慧是根据阶段的不同调整宽严尺度。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初期，因隋末战乱后民生凋敝，采取 “宽刑省赋” 的政策，使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后，他对贪腐、谋反等重罪却绝不姑息，曾亲自督办刺史贪腐案，处死涉案官员十余人。这种 “乱世用宽，治世用严” 的动态调整，既保持活力，又维持稳定，成为宽严平衡的典范。
不仅古代，其实如今职场管理也要有针对的宽严抉择
比如：某制造业企业曾因生产安全问题频发，管理层决定推行 “严管模式”：制定《安全生产十不准》，明确规定 “违规操作一次警告，两次扣除当月奖金，三次直接开除”，且绝不因 “老员工”“高绩效” 等理由破例。起初有员工抱怨 “过于严苛”，但三个月后，企业安全事故率下降 82%，产品合格率提升 15%，员工反而逐渐理解：这种 “严” 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与利益。
反之，某互联网公司因过度 “宽纵” 导致团队涣散。该公司为营造 “轻松氛围”，取消考勤制度、允许员工随意调休，对迟到、早退等行为从不处罚，甚至对 “未完成项目却找借口推脱” 的员工也只是口头提醒。结果半年内，团队工作效率下降 40%，核心员工因 “付出与回报不对等” 纷纷离职，公司最终不得不重新制定严格的考勤与绩效制度，但重建秩序耗费了大量时间与成本。这一案例印证了诸葛亮的观点：无原则的宽纵，只会让制度失效、团队失序，最终损害整体利益。
当然，职场管理的 “严” 并非一成不变，需与 “宽” 形成互补。某咨询公司在项目管理中采取 “严标准 + 宽关怀” 模式：对项目交付时间、报告质量等核心指标严格把控，一旦逾期或出错，项目负责人需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公司会为加班员工提供晚餐补贴与打车报销，员工家有急事可灵活申请调休，定期组织团队建设活动。这种 “对事严，对人宽” 的管理方式，既保证了工作质量，又增强了员工归属感，团队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从诸葛亮 “惜赦” 到现代职场管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理的宽与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 “适配” 与否。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