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首芳与张学良：东北第一家族的姐弟情深
1898年，张首芳出生在奉天海城一个普通农家。这时她的父亲张作霖还只是清军里的一名小哨官。家里住着土炕，窗户纸破了也没钱换。母亲赵春桂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还得在油灯下给孩子们补衣服。冬天最难熬，家里买不起煤烧炕，一家人只好挤在一起取暖。1900年义和团闹得厉害，张首芳跟着母亲躲进高粱地，听着外面的炮声，在箩筐里吓得直哆嗦。这些苦日子让张首芳从小就很坚强，也让她下定决心要保护好弟弟。
1912年冬天特别冷。赵春桂得了肺病，咳得厉害还咯血。十四岁的张首芳冒着大雪走了十里路去请大夫，可兵荒马乱的，没人愿意出诊。她回到家时，看见母亲正用炭块在炕席上一遍遍写着“小六子”，这是张学良的小名。
赵春桂临死前紧紧抓着女儿的手说：“你爹心里只有他的大事，弟弟们就交给你了。”这时候张作霖刚升了官，正忙着剿匪，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下葬那天，张学良吓得紧紧拽着姐姐的衣角哭，张首芳擦干眼泪，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从此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弟弟。
母亲去世后，姐弟俩的生活完全变了样。他们被接到奉天的大帅府。第一次走进那气派的大门，穿着粗布衣服的姐弟俩站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看着满屋子穿绸缎的姨太太，差别实在太大了。
有一次吃饭，张学良不小心碰倒了银餐具，五姨太在旁边笑话：“乡下孩子就是不懂规矩。”张首芳马上站起来护着弟弟：“我弟弟是张家嫡长子，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
她每天都要检查弟弟的吃穿和学习，自己半夜还在屋里练习写字打算盘。后来她发现厨房的人克扣弟弟的点心，直接冲进厨房把食盒掀了。这件事之后，帅府里再没人敢小看这两个从乡下来的孩子。
在帅府安顿下来后，张首芳成了弟弟最坚实的依靠。1915年冬天，张学良偷偷学骑车摔伤了，张作霖拿起鞭子就要打。张首芳冲上去一把夺过鞭子折成两段：“要打就连我一起打！”张作霖气得掏出枪，她却仰着头说：“你开枪啊，让全东北的人都看看你是怎么逼死亲生女儿的！”张学良躲在姐姐身后直发抖，最后张作霖气得摔门走了。
从那以后，张首芳更加用心督促弟弟学习，还托人从天津买来《申报》，把重要的新闻剪下来帮弟弟了解时局。1919年张学良要去讲武堂上学前，她连夜给弟弟做了副护膝。
就在张学良慢慢长大时，张首芳自己的终身大事却被父亲安排好了。1918年春天，张作霖为了拉拢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把女儿许配给鲍家的儿子鲍英麟。
订婚那天，鲍家送来二十四担聘礼，还有镶着珍珠的旗袍，可张首芳故意把茶水泼在衣服上不肯换。她悄悄把母亲留下的金簪埋在后院的海棠树下，对着哭个不停的张学良说：“你是张家的希望，姐姐的婚事本来就是爹棋盘上的一步棋。”
这场婚事让张作霖的势力扩大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但张首芳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如意。鲍英麟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还老是让张首芳回去找父亲给他要官做，都让她回绝了。
1925年，鲍英麟想娶个戏子回家，张首芳拿起剪刀把戏服剪得粉碎，结果被鲍家关在柴房里三天。张作霖听说后马上派骑兵把女儿接回来，还给鲍家捎话：“再敢欺负我女儿，我把你们督军府给拆了！”之后张首芳就长住在大帅府的东院，每当看见张学良处理军务到深夜，她都会在走廊下默默守着煨参汤。
1928年6月4日凌晨，皇姑屯传来一声巨响。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经过三洞桥时，被日本人埋的炸药炸毁了。这位统治东北十几年的大帅在临死前，嘴里还不停念着“小六子”三个字。当遗体被运回大帅府时，张首芳正在给弟弟绣平安符，针扎进手指流的血把白绢都染红了。
张作霖一走，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日本关东军天天在奉天城外演习，几位姨太也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找退路。最让张首芳寒心的是，丈夫鲍英麟竟然拿着离婚书闯进父亲的灵堂，当着她的面把婚书撕得粉碎。张首芳气得抓起供桌上的瓷瓶就砸过去，碎瓷片飞溅得到处都是，这时院子里的白幡被大风吹得哗哗作响。
张学良接手东北军政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姐姐撑腰。他在召开第一次军政会议时，特意让姐姐坐在屏风后面听着。当鲍家派人来要让张首芳回去时，张学良当场把手枪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直晃。他连夜派亲兵去鲍家把姐姐的行李全部搬回来。
那段时间张首芳总是等到弟弟处理完公务才休息。有一次张学良带着山海关的布防图回来，她悄悄在图纸四角压上镇尺，炭火盆的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不停地晃动。1935年东北军要调到西北驻防前，她一针一线缝了十八个防沙面罩，在每个面罩里层都绣上了东北的花草图案。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传来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张首芳在报纸上看到张学良的新闻后，手里的茶水洒了一桌子。她连夜往陕西赶，却在潼关被中央军拦住，守兵手里的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三个月后，听说弟弟要被送上军事法庭，她变卖家产凑了笔钱，可发现这钱根本送不出去。
1937年开春，在沈阳老宅里，张首芳把弟弟的军装一件件摊在炕上熨烫。邻居听见她屋里整晚都是熨斗烫衣服的声响，其实这些衣服已经在箱子里放了九年。她开始收集所有关于弟弟的报纸消息，在《中央日报》的空白处写上备注，这些报纸后来都被捆好塞进了阁楼的木箱里。
抗战时期，张首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她在天津租界化名“张赵氏”，靠在绣庄接零活维持生计。有一次她认出顾客是当年常来帅府的熟人，赶紧用围巾把脸遮住匆匆离开。1943年的冬天特别难熬，当铺伙计看着她那件狐裘直摇头：“这年头，皮草还不值三斤煤钱。”她站在柜台前发愣，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父亲用整张白虎皮给她做斗篷的往事。
1945年她搬回沈阳定居，在1947年终于收到弟弟从台湾辗转寄来的信。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她搬到北京一个大杂院。院子里有棵枣树，让她想起沈阳帅府那棵，于是她经常在树下教邻居的孩子认字。有一次孩子们问东北长什么样，她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三省的地图，秋风吹过，把地上的痕迹都抹平了，她看着满地的落叶出了神。
新中国成立后，张首芳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1950年，街道干部送来粮食时注意到炕席下压着一张发黄的《奉天省城图》，她赶紧用抹布把图上大帅府的位置盖住。三年后，张学良的信终于寄到了，她对着信封上“台湾”两个字的邮戳看了很久，窗台上的积雪慢慢融化成水。
为了给弟弟买《明史》，她跑遍了琉璃厂的所有书店。有个掌柜推荐明朝的刻本，她摸着书页上的刻字说：“我弟弟眼睛不好了，要上海新印的大字本。”最后在东安市场找到合适的版本时，她解开贴身口袋的布绳，硬币在玻璃柜台上叮叮当当地响。
1954年秋天，张首芳的肺病越来越重。她坚持要把刚买到的《明史》重新打包，在木箱夹层里放了五块防潮的炭饼。照顾她的护士后来发现，她枕头下压着张学良小时候练字的字帖，纸边都被摸得起毛了。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总是望着窗外运输公司的货车，好像那些带着尘土的车轮能把她的思念带到对岸。
整理遗物时，街道干部在樟木箱底发现一捆捆扎整齐的旧信。最上面是张学良托人捎来的重阳糕配方，信纸上有一块油渍，像是当年落在糕点上的桂花蜜留下的痕迹。这些物品后来都被妥善保存，里面有张首芳亲手抄写的东北地图，在长春一条街道的标注旁边，留着她1953年写的一行小字：“这里原是送弟弟去新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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