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神品，翠毛蓝
清康熙皇帝像（局部）
爱新觉罗·炫烨，无疑是清王朝最杰出的帝王，没有之一。他所创立的康熙王朝历时6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帝王之一，史称“康熙大帝”。明末，兵荒马乱，清军乘势入关一统中国，崇祯自缢。但只占1%的满人，又该如何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清康熙 御笔“清慎勤”匾额 （估价约1200万元）
撼山易，而得民心难。清朝建立之初，其统治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康熙时期，内有鳌拜三番作乱，外有游牧民族的虎视眈眈，加之满汉间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汉族士大夫的抵抗和不满，可谓内忧而外患。王朝建立之处，便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清康熙 亲贤爱民奉天法祖随身玺（估价约1200万元）
玄烨绝对是一个机敏过人、临机善断的君王。他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只要能够收服汉臣（汉人）的心，其他问题自会“水到渠成”。何为收服？就是让人“心甘情愿”：要么，你成为我；要么，我成为你。而康熙选择了后者，迅速推行“全面汉化”。
清康熙 皇帝祝寿唐卡 童子献桃（估价约3000万元）
从历史上看，康熙的汉化政策绝非“作秀”，而是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一汉到底”。在政治上，大力吸纳汉族士大夫参与治国理政，重用汉族官员“以汉治汉”，一可借鉴汉官经验，二能获得汉人认同，这就是史上常说的“政治开明”。
清康熙 御笔“赋政于外”（估价约900万元）
在经济上，康熙帝放弃“游牧民族”本色，实施了一系列利于“农耕民族”发展的政策。他不仅鼓励垦荒、减免赋税来发展农耕，还通过兴修水利以完善灌溉体系，在政策与技术上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北京“先农坛”，便是康熙帝祭祀土地、神农之所。
清 康熙字典36册（估价约2000万元）
在文化上，康熙大力鼓励汉族文化的复兴，并广设书院以加大对汉文化的学习和推广。而他本人亦“饱读经书史籍”，因而“汉学深厚”。其下令编纂的《康熙字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字典，极大地推动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汉文化的传播。
清康熙 皇帝御宝 檀香木异兽钮方玺（估价约8000万元）
汉化，最重要的就是取得“文化认同”，而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康熙帝因此颁布政令以鼓励汉族艺术和手工业发展，在戏曲、绘画、丝织、雕刻等领域百花齐放。尤其是在以景德镇为首的制瓷业，康熙皇帝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
清康熙 素三彩云龙纹筒瓶一对（估价约8000万元）
康熙二十年，随着三藩的平定和政权稳固，经济和手工业逐渐恢复，海外贸易开始活跃。景德镇作为昔日的制瓷中心“老树新花”，官窑烧造亦得以恢复。青花、釉里红、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素三彩、五彩、珐琅彩以及各色仿古瓷皆有烧造，堪比“文艺复兴”。
清康熙 青花福寿满堂梅瓶（估价约1470万元）
花开数朵，咱们单表一枝。康熙青花，在万花丛中显得格外抢眼。青花瓷是明清陶瓷中首屈一指的品种，在元青花、永宣青花、崇祯青花等“前辈”面前，康熙青花竟意外的“火出了圈”，烧出名震天下的青花名品“翠毛蓝”！
清康熙 青花五彩山水人物纹将军大罐（估价约4400万元）
我们曾说过，崇祯青花以“石子青”为钴料，到了晚期尝试使用“珠明料”，但因工艺缺陷导致发色暗沉，且釉面多橘皮纹。改朝之后，顺治青花依然沿用“石子青料”，与崇祯青花形成“重叠期”。至康熙，“珠明料”正式登场，“翠毛蓝”崭露头角。
清康熙 青花开光赏瓶（估价约200万元）
作为康熙青花的典型发色，“翠毛蓝”通过珠明料与浙料的科学配比及分水技法，呈现出“宝石蓝”的发色，以“墨分五色”之喻分出五至九种色阶，形成立体渲染效果 。但这种“混料”的说法至今依然有争议，但“珠明料”的使用是确定无疑的。
清康熙 青花琴棋书画花口碗（估价约200万元）
翠毛蓝的发色，《陶雅》记载其“娇翠欲滴”。这是康熙中期在景德镇瓷业恢复之后取得的“重大成果”：“珠明料”经煅烧提纯后与浙料配比，使钴元素充分显色 ，并在1280℃窑温下方能呈现“宝石蓝”效果，烧制时需精确控制氧化焰与还原焰比例 。
清康熙 青花矾红童子罐（估价约300万元）
这种对窑温以及氛围的精准控制，在烧瓷“基本靠手”的古代无法想象。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烧出“翠毛蓝”，可见理论与实际差距之大。而“翠毛蓝”所呈现出的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色阶，妥妥的“五彩青花”。可惜，康熙之后“翠毛蓝”便已失传！
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携琴访友蒜头瓶（寄托款）
这里有几个谜题：一是“翠毛蓝”是否采用“混料”？二是康熙命人编纂了《陶冶图说》，详细记录瓷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为何“翠毛蓝”还会失传？第三，康熙戎马一生，为何能够对瓷器艺术有着如此独到的见解和审美品味？或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
康熙青花釉里红荷鸟纹棒槌瓶
釉里红的发色来自对铜红料的掌控。从明宣德之后的衰退，直至晚明的停烧。康熙朝对釉里红进行了挖掘性复烧，恢复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名品，比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青花釉里红，将青花的“幽靓雅致，沉静安定”与釉里红的浑厚壮丽融为一体。
今天分享的这件康熙早期的青花釉里红棒槌瓶，高9厘米，宽4厘米，属于文房水注或把玩件。从瓷胎、底足特征以及青花、釉里红的发色判断，应为康熙早期到中期的“翠毛蓝”名品。
器型：棒槌瓶始于宋，经晚明改良后成熟于清康熙年间。这件棒槌瓶是典型的康熙形制，盘口、直颈，丰肩平腹渐收与圈足。其颈、肩、身腹分别绘制不同纹饰，并以青花圈区隔，是典型的清瓷结构。
纹饰：这件棒槌瓶，器身构图丰满，景物比例相对高大，但又注重整体的留白，表现了晚明与清早风格的过渡与融合。画面采用通景画法，以青花分水绘就“满池娇”情境：荷叶青碧、古柳沧桑、静动相宜的翠鸟、肩部盘旋的蝙蝠，以及颈部的修竹。构图复杂但张弛有度，釉里红如“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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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这种构图方式，既承袭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预示着对海清河晏、生活美满的期盼，又将满族文化中的多层次构图方式融合其间，体现了汉满一体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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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采用珠明料（或与浙料）配比而成的翠毛蓝，色如蓝宝，赏心悦目。由于是早期产品，分水色阶尚达不到鼎盛时期的“五彩青花”，但较之晚明，却有云泥之分。微观之下，青花钴料提炼精纯（煅烧法），通透莹润，基本没有钴料聚集的锰斑（有白色结晶斑），“蓝宝”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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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里红：的用法带有鲜明的清代特征，只在蝙蝠、翠鸟头羽以及荷花花头进行重点点染，色调浓重凝厚，线条刻画清晰。微观下，釉里红发色浓艳直追永宣（有少许结晶体），若“红宝”之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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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面：典型的康熙亮青釉，釉水肥厚，紧皮亮釉之上，缩釉点较多。尤其是盘口之上，一圈肥厚的湖绿色积釉，更添古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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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下的釉面，气泡若珠而变异者尤多，并出现钙化结晶的“石花”现象，古意盎然。这种“康熙特色”，与当时的釉料配比、烧制工艺关系密切，晚明以及康熙之后皆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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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质：胎土采用二次元配方，陈腐与淘炼有欠精纯。器内无釉露胎处多孔隙，可见类似橘皮的“麻点”，盘口背侧甚至出现了“麻仓土”的孔隙特征，皆为工艺缺陷所致。康熙早期，由于景德镇官窑停烧，多用“官搭民烧”之策，导致产品质量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中期官窑恢复烧造之后，质量才日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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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足：采用晚明的平切足，然后内外各修一刀，形成康熙早期特有的“尖锐”风格，既承袭了明末的硬朗，又为晚期向雍正“泥鳅背”的圆润过渡奠定了基础，折角处有积釉。露胎处，氧化铁斑点富集，红色是三氧化二铁（火石红），黑色是四氧化三铁（黑斑），颗粒圆钝，自然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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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底：同施亮青釉，微有塌底，无款。但青花釉里红属当时极为珍贵之器，受规制与成本限制，只能“官搭民烧”，所以此物应属“无款官窑”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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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讲，此物是康熙早期向中期过度的产物，从中可以解读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诸多信息，而“考古”的意义就在于此。其后，“翠毛蓝”在钴料配比、胎土淘炼、青花分水技法等方面皆有大幅提高，在康熙三十年至五十年间达到巅峰，一举成名天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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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需要证据，康熙青花工艺的演变从侧面折射出康熙汉化政策的效果。经历这个重要转折之后，清王朝不仅改善了满汉关系，也为后续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而爱新觉罗·炫烨，也最终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康熙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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