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悍匪街头用餐，被路人识破身份，面对追兵，他耍计谋侥幸逃脱
1950年7月16日中午时分，岳阳市郊梅子柿村，邻近康王桥的一家小酒馆里，不多的几张餐桌旁，挤满了用餐的顾客。可是临窗的一张餐桌上，摆着三五个精致的下酒菜，一个头戴礼帽，鼻梁上挂着一副墨镜，身着半新不旧青色长衫的中年男人，独占一桌，神色阴鸷的自斟自饮。
一个找不到座位的顾客，脸上陪着笑容，坐到那男人对面。
那男人心情不悦，冷冷的哼了一声。
顾客抬头看了一眼，竟吓得浑身发抖，他战战兢兢的跑出门外，这才声嘶力竭的喊道：土匪头子胡坤来了，快来抓他啊！
胡坤大惊失色，他随手向扑上来的人群抛出一大叠钞票，然后纵身一跃，跳出窗外。向市区奔走如飞.
大家追之不及，众目睽睽之下，胡坤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金鹗山中。
胡坤又名胡德贵，1917年出生在岳阳县昆山乡群贤村.
可惜了这么个好村名，胡坤自幼好勇斗狠，不学无术，跟贤字沾不上任何关系。
12岁那年，军阀何键到岳阳一带征兵，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的胡坤，为了能填饱肚子，谎报年龄当了兵。
军阀部队军纪涣散，胡坤在这里混的如鱼得水，吃喝嫖赌抽修炼的样样精通。
不过这厮也有几样常人难及的长项，水性好，跑得快，枪法出众，两支驳壳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1941年12月，日军第6师团由岳阳出发，强渡新墙河。
胡坤所在部队，奉命据守新墙河。
日军久攻不下，竟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弹。
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由于事发突然，一些战斗力不强的部队就这样溃散了。
胡坤跟随溃兵东躲西藏，最终走投无路，趁机做了逃兵，偷偷跑回家中。
这些年胡坤当兵积攒了不少钱财，他手里又有枪有弹，所以当地人对他都敬而远之。
而胡坤得寸进尺，恃强凌弱，用半买半强行索取的手段，在很短时间内，就拥有了20多亩水田。
兵荒马乱的岁月，种了庄稼也未必有收成。胡坤也吃了亏，眼看成熟的稻米，都被鬼子抢走了。
胡坤当兵多年，哪受过这委屈？他直接投靠了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族叔胡春台。
两个家伙一拍即合，他们对打鬼子没兴趣，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打劫鬼子的军列或者汽车运输队，都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说干就干。
1942年8月，胡春台和胡坤带着手下匪众，分别在三眼桥与许家桥埋伏下来。用手榴弹炸毁日军汽车运输队的5辆卡车。开车以及押运的日军共15人，在战斗中被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经过临湘县路口铺的一列日军军火列车，也被炸药炸伤后发生倾覆事件，4节车厢脱轨后被炸毁。损失的人员和物资难以计算。
日军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闻讯后怒不可遏，发誓要血债血偿。
一个名叫李永寿的汉奸，因为年轻时在洪山镇赌博耍赖，结果被狠狠的教训了一顿，从此李永寿对洪山镇的人恨之入骨。
这一次李永寿要借刀杀人。谎称这两次袭击事件都是洪山镇一带的抗日游击队干的。
神田正种是个一勇之夫，根本没有深入调查，就集结兵力，对洪山镇的老百姓大打出手。杀害无辜百姓1800多人。
胡坤和胡春台成了最后的赢家，名利双收。从此以抗日英雄自居，对周边七县百姓作威作福，苛捐杂税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百姓稍有怨言，胡坤便会给其安上“通敌”的罪名，痛下杀手，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44年11月初，八路军南下支队5000多人从延安出发，在河南毛田渡渡过黄河后，继续挥师南下。
一路上与日寇进行了上百次战斗，在田家镇横渡长江后，在大田畈遭遇日寇的围追堵截。
这也是盘踞于此的日军，第1次领教八路军的厉害。
虽然日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可依旧被杀的丢盔卸甲。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南下支队以伤亡72人的代价，歼灭日军500多人。
这样的胜利，对饱受日军蹂躏的鄂南百姓来说，是个令人振奋鼓舞的消息。
南下支队从江西进入湖南，顺利攻克平江县城。
当地有不少红军家属，他们奔走相告，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南下支队在平江购买了一批竹编斗笠，第2天进行发放时，发现多了一只斗笠。
支队长王震亲自安排三名战士，连夜赶回平江，把钱给卖斗笠的老人送了回去。
老人感动的泪流满面，称赞八路军是仁义之师。随后他说出一件让人愤愤不平的事来，胡坤和胡春台的抗日游击队，头几天带人到他们村子来，以“犒军”为名，将村里所有的鸡鸭都给搜刮走了，最后还杀了两个人。
老人恳求战士们留在平江，让老百姓安心过几天安稳日子。
但军令如山，三名战士对老人的请求爱莫能助，转身急匆匆的追赶大部队去了。
南下支队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不想多生事端。
却不料当天夜里，胡坤和胡春台却亲自带人杀上门来，他们认为自己是地头蛇，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定要给南下支队点颜色看看。并开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借道可以，却要留下1000支步枪，或者5000大洋作为买路钱。
南下支队见对方如此不识时务，那就只能用枪炮来说话了，经过一番激战，胡坤和胡春台的部队全军覆没。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也都做了俘虏。
南下支队还是不想多生事端，对俘虏进行简单教育后就全都释放了。
哪知胡坤以怨报德，暗中勾结顽军第34师，日军一个联队，另外还有胡坤和胡春台的土匪武装，几支部队分进合击，在岳阳县小湄村完成对南下支队的合围。
南下支队选择在日军进攻方向突围。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成为南下支队首先打击的目标。这些家伙还等着南下支队与顽军拼个两败俱伤之际，他们在坐收渔翁之利。
南下支队主力顺利突出重围，留下掩护主力突围的部队，却蒙受了重大损失。八路军359旅第718团团长、南下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陈宗尧不幸壮烈牺牲。
可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却成了胡坤赢得国民党军信任的投名状。
日本投降后，头些年一直为非作歹的胡坤，摇身一变成了岳阳县城厢镇镇长，后来又升任麻塘乡和奉清乡的联合乡长。岳阳县民族自卫团情报队长，岳阳警察中队长。到岳阳解放时，胡坤已经是岳阳县自卫团营长了。
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46军475团挺进岳阳。
胡坤所在的自卫团是岳阳唯一的守军。虽然双方名义上都是一个团的兵力，可四野的一个团足足有4000多人，比守军多了一半还要多。
守军如果敢于负隅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厄运，岳阳县自卫团于7月19日宣布投诚。
直到第2天傍晚时分，四野部队才风尘仆仆的赶到岳阳。
由于前线战事紧急，来不及对投诚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胡春台、胡坤等人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胡春台被安排回原籍岳阳县康王桥，负责当地的治安；而胡坤则被送往长沙的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深造。
而一些多年追随胡坤的惯匪刘湘涛、任笃初、刘世文等人，利用县一区区中队成立之机，纷纷加入区中队。并被安排担任分队长、情报组长、炊事班长等职务。
胡坤和胡春台以前作恶多端，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现在解放了，许多被二胡欺压过的百姓，纷纷找到剿匪部队，请求严惩胡坤、胡春台等土匪头目。
剿匪部队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可正在长沙学习深造的胡坤却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1950年2月12，胡坤以回家过春节为由，告假离开学校。回到岳阳后，暗中与胡春台、黄菊秋等土匪头目相勾结，招降纳叛，大肆收罗惯匪、兵痞、恶霸流氓，组织起一支类似于“还乡团”之类的土匪武装。
几个土匪头目还不知轻重的，给自己安了些挺唬人的头衔儿。胡春台任匪司令，胡坤任匪副司令，黄菊秋任匪参谋长。
头衔有了，手下人也有了，现在缺的就是足够的枪支弹药了。
胡坤亲自暗中找到那些混入区中队的老部下，在他的蛊惑下，分队长刘湘涛，情报队长任笃初，炊事班长刘明华等人纷纷叛变。
几个叛徒与胡坤秘密筹谋，最后琢磨出一条里外勾结，夺取枪支的毒计。
1950年4月3日，刘湘涛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区中队指挥所所在地康王桥李家大屋。昨天他就知道，中队的蔡玉芬指导员得了重病，一直高烧不退。
因此刘湘涛先是假惺惺的劝蔡指导员去镇上看病。
蔡指导员重病缠身，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嘱咐刘湘涛，命令中队的战士们到白湖一带开荒。
刘湘涛支走了蔡玉芬，然后又命令战士们只携带开荒的工具，把枪支弹药都留在附近的白湖寺中。
到上午9点左右，白湖寺里只剩下刘湘涛和任笃初两个人。
此时天降大雨，就更不用担心出外开荒的战士冒雨返回驻地了。
半个多小时后，胡坤带着十七八个匪众，鬼鬼祟祟的来到白湖寺外，在刘湘涛的指点下，匪徒们直奔存放枪械的房间，顺利的拿到18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还有1000多发子弹，以及40多颗手榴弹。
此时区中队干部还有两支枪，一支在区委副书记孙所成身上。另一支被中队指导员蔡玉芬带走了。
当时孙锁成正在杨卜塘村指导土改工作，任笃初和刘明华自告奋勇，带着五六名匪徒直奔杨卜塘村。
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孙锁成因公去了不远的西塘村。
几个匪徒又马不停蹄的赶到西塘村，此时孙锁成正在大街上一家缝纫店的凉棚下避雨。
一个名叫高岳生的匪徒二话不说，抬手一枪，孙锁成头部中弹倒地牺牲。
匪徒们抢了烈士的手枪，再次返回白湖寺。
与此同时，胡坤还命令刘世文带着五名匪徒，去西塘镇追杀来这里看病的蔡玉芬。
结果半路上刘世文等人就碰见了蔡玉芬。
刘世文是区公所的炊事班长，现在这个时间点，他带着一群荷枪实弹的家伙，气势汹汹。不能不引起蔡玉芬的怀疑。
蔡玉芬主动和刘世文打招呼。
刘世文却恶狠狠的回答说：老子今天来，就是送你上西天。说完就瞄准蔡玉芬开了一枪。
早有防备的蔡玉芬躲过子弹，纵身跳到路边的一棵大树后，开枪还击。
一名土匪中弹后倒地不起，蔡玉芬借机躲过一劫。
到下午4点左右，胡坤带领所有匪徒，将康王桥区公所团团包围，然后将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全部剪断。
区公所内，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是个身经百战的转业老兵，他敏锐的察觉到外面有情况，但也没想太多，独自一人走出门外，与胡坤率领的13名匪徒撞个正着。
王良玉急忙去掏枪，可终究不及对方有备而来。被刘明华一枪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手枪也被土匪劫走。
区公所里还有干部战士21人，还有城陵矶村干部连同成，他是来汇报工作的，好巧不巧的也被困在这里。
他们听到枪声后，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土匪们先是将手榴弹丢进区公所，在剧烈的爆炸声中，一名战士倒在血泊中。
随后区公所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有6名叛徒调转枪口，将子弹射向曾经的战友。
区公所的战士们有一挺机枪，强大的机枪火力，将叛徒们逼出门外后。密集子弹封锁的门口，成为土匪们难以逾越的天堑。
土匪们只好采用佯攻战术，就是为了尽快消耗光战士们的子弹。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战士们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而区中队的援兵却迟迟未来。
一个叫侯国珍的战士已经身负重伤，他向区长杨仲英建议，由区长率领幸存的战友突围，他留下来利用机枪火力掩护大家。
侯国珍端起机枪向土匪射击，杨仲英和幸存的那名战友都负了伤，可他们顾不上许多，利用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时间，翻上屋顶侥幸突出重围。
侯国珍很快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他拿起最后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夹准备更换时，胡坤夺过土匪手中的步枪，根本没有瞄准就扣动扳机。
侯国珍应声倒地，壮烈牺牲。
胡坤趁此机会带领一众匪徒冲进区公所，将存放在这里的武器、现金、粮食等所有物资都劫掠一空。
然后试图纵火烧毁区公所，可终因雨势太大，几次纵火都被浇灭，最后只能作罢。
另外还有三名区干部（两男一女），因受伤后行动不便，不幸成为土匪的俘虏。
突出重围的杨仲英，也和战友失散，他冒雨跑将近20公里外的县城，向上级汇报匪情。
而另一名突出重围的战士赵林钦，从屋顶跳下时不幸落入水渠中。本来重伤难治，可遇到一个好心的老太太收留了他，一直照顾到他几个月后痊愈。
次日凌晨三点多，胡坤又指派任笃初带着十几名匪徒，偷袭了和平乡（三荷乡）乡公所。
当晚值班的区干部康静秋，县公安局侦缉员陈海泉，不幸惨遭毒手。
牺牲人员携带的枪支，也被土匪掳走。
土匪们在返回途中，又撞见三名开荒的区干部，他们没有带枪，只能做了土匪们的俘虏。
在不到一天时间里，胡坤股匪就杀害干部战士以及进步群众共11人，重伤三人，绑架人质6名，夺取长短枪共27支（挺）。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岳阳四三血案”。
4月5日，胡春台回到岳阳，得知胡坤已经动手的消息后，不禁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动手的时机尚不成熟。
可现在胡坤已经闯下弥天大祸，就算胡春台不高兴，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次日，胡坤率领一众匪徒，流窜到长安桥一带，唆使十几个地痞流氓，强行打开四野在张家山的粮仓，100多万斤军粮被当地百姓哄抢一空。
这是胡坤声东击西的诡计，就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粮仓时，他自己带领匪徒，向驻长安桥的三区区公所发起进攻。
这里没有土匪安排的内应，区公所里的干部战士上下同心，与土匪们杀的难解难分。
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剿匪部队独立一团六连紧急赶来增援。
双方兵力对比发生逆转，胡坤沉吟多时，自知再无获胜希望。将三具被打死的土匪尸体弃之荒野后，逃之夭夭。
土匪们的肆意妄为，让一些见识浅薄的家伙，羡慕的五体投地。
胡坤股匪的人数，也像气吹般的膨胀起来，浑然没有发现灭顶之灾，已迫在眉睫。
实话实说，“岳阳四三血案”的规模并不大，奈何第四野战军正要发起海南岛战役，野战军司令部就设在与岳阳咫尺之遥的长沙。
野司严令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限期剿灭胡坤股匪。
独立一团不敢怠慢，集结正在训练新兵的是团侦察排，正在岳阳一带执行剿匪任务的第六连，从南向北搜索前进。
以及正在临湘县执行剿匪任务的第8连，由大云山向南出击堵住土匪逃向湖北的道路。
另外刚刚组建完成的岳阳县大队，也接到命令，配合独立一团执行剿匪行动。
这是典型的杀鸡用牛刀战术，背负累累血债的土匪根本无路可逃。
当地百姓也十分踊跃的帮助剿匪部队。
在“四三血案”中遇难的村干部连同成有个妹妹，她伪装成乞丐，每天走街串巷，土匪到哪里她就跟踪到哪里。然后将土匪的行踪，准确无误的报告给活动在附近的剿匪部队。
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截止到4月27日，除匪首胡坤逃脱外，其余匪徒全部落网。
其中包括16名不明真相，被裹挟其中，没有背负血债的匪徒。他们是在其亲属的劝说下，主动找剿匪部队缴枪自新。因此这些人也得到相应的宽大处理。
另外34名负有血债的匪徒，先后分两批，被公开处决。
4月10日，胡春台、黄菊秋等八名土匪在康王桥被执行枪决。
4月29日，任笃初、刘湘涛等9名叛徒，以及17名匪徒，在岳阳县城岳阳楼广场上，经公审后被执行枪决。
胡坤逃出剿匪部队布置的天罗地网后，心有余悸的他逃到港港，打算找门路再逃往弯弯。
他要找的门路，是他在岳阳保安团时的顶头上司，国民党湖南保安副司令王翦波。
王翦波出生在临湘县忠防镇，两个人算是半个老乡。
胡坤不知道的是，他想依靠的王翦波，也正为去不了弯弯发愁。
这回胡坤的到来，也让王翦波看到希望。他找到横行洞庭湖区多年的湖匪李高峰，商议对策。
这个李高峰在1949年年底，炸毁了四野在岳阳的一座军火库。他以为有这样的功劳，去弯弯是十拿九稳的事，可逃到港港后，就没人再理他了。
因此王翦波和李高峰是同病相怜。
两个老狐狸经过简单商议，竟然向弯弯当局谎称：胡坤不但有2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属下，而且在洞庭湖的一座岛上，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基地。
弯弯当局大喜过望，几个月后，王翦波和李高峰因荐举有功，如愿以偿的去了弯弯。
而胡坤拿到一大笔所谓的“活动经费”（包括5根金条），还有一张总司令的委任状，于7月14日，悻悻的登上开往岳阳的列车。
15日，来到岳阳的胡坤才发现物是人非，不知如何开始。最后竟破罐破摔，每日花天酒地，反正手里有大笔的钱。
不料第2天就被人认了出来，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本来胡坤以为只要自己逃进金鹗山就安全了。
可抓土匪头子胡坤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好不容易甩掉一批，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走投无路的胡坤，发现不远处有一道三米多高陡峭的土坎。
只要爬上土坎，就暂时安全了。
这厮身手也真是敏捷，纵身一跃就双手就抓住土坎的边缘。
眼看胡坤就要再次逃脱，青年民兵李玉华手中的梭标脱手而出，正中胡坤的后腰。
这厮腰椎折断，惨叫一声从土坎上栽下来。
李玉华一马当先冲过去，用力将梭标拔出来。胡坤直接痛的昏了过去。
十几个青年一拥而上，用绳子将胡坤绑的结结实实。
此时胡坤已经无法行走，大家用抬猪的竹杠，从他的双臂和双腿间穿过去，兴高采烈的抬着他送进剿匪部队的指挥部。
8月13日，虽然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治疗，胡坤还是没能站起来，就像当初他被抓时那样抬着，抬进了岳阳县城岳阳楼广场。
众目睽睽之下，一阵正义的枪声响过，胡坤这个十恶不赦的悍匪，终于结束了他罪恶可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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