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张学良被困贵阳开阳，受邀观赏老虎，称赞：当代武松打虎
1942年1月下旬，滇黔公路上的军车卷起尘土，张学良的座车就在队伍里。这条路离前线很远，却离自由更远。对外说是转地疗养，实则再次“换押”。自西安事变后，他已经数次迁徙，每一次都是戒备森严，每一次条件都在缩水。车队在贵阳北郊的刘育乡停下。此地山峦重叠，村落稀疏，隐蔽性极佳。戴笠亲自挑的地址，他的原话被警卫们私下传诵——“这里适合既看得住又听不见。”张学良下车，抬头只见阴霾压着山顶，心中一沉，无言。
刚到刘育乡，警戒立即升级。木栅栏、暗哨、岗楼一夜之间齐备。此前还能见到的一份《中央日报》，也被挡在栅栏外。张学良向看守刘乙光试探：“能否弄几张报纸？”对方苦笑：“山里送不到。”客气话背后是拒绝。张学良懂，“送不到”真正的意思是“看不到”。
没有新闻，他便抱起旧书强撑日子。可一整天闷坐，眼睛酸涩，赵一荻提醒：“别再熬，出去动动。”张学良点头，却被告知县城不能去，理由是“日机或有报复”。这套说辞连警卫自己都讲得心虚，但规矩不能破。最终，目标改成刘育乡临时赶集。
这个集市其实是冲着张学良设的。第一天，人头攒动。张学良带几条美援香烟作礼，见商户递上土特产，也就象征收下。最扎眼的是那位佝偻老汉，挑来十余斤卷心菜，张学良听他诉“儿子当兵、孙儿啼饥”，当场付五元大钞。老汉颤声道谢，周围人窃窃私语——“少帅还是那个仗义少帅，只是换了铁门铁锁。”
集市之外的日子依旧单调。运动、读书、远眺，周而复始。张学良偶尔向警卫借球拍挥两下，旋即又是一阵长叹：“人停下来，比前线打仗更累。”赵一荻安慰：“走走再回，至少呼吸是自由的。”话虽软，却无药效。
2月中旬，县政府忽然通知可以“批准入城半日”。说是慰劳，也说是考察民情。张学良心里明白，大概是上峰要展示“宽大”。不管缘由，能出栅栏终归是好事，他收拾整齐，随车进城。
开阳县城不大，青石街面坑洼，店铺三三两两。张学良买了两本线装旧谱，还顺路进了戏院。台上《打渔杀家》唱得拖泥带水，他边看边摇头。“这老生不中气，”他低声对赵一荻，“换我也能吼两句。”两人相视一笑，警卫却已快步跑来，小声道：“副司令，街东有人打下老虎。”
老虎？消息在县里炸开锅。猎户把虎皮连木杠抬到署前，围得水泄不通。张学良兴致突起，带队赶去。虎皮摊开，黄黑相间，足有两丈来长。旁边的猎手正喝冷茶压惊，见少帅到来，一个激灵站起。
“怎么中的枪？”张学良俯身查看。猎户介绍，几人布网埋伏，先放火把，逼得猛虎窜出，再用劈山枪顶住，一名壮汉扛着土枪补了最后一发。说到得意处，嘴角忍不住翘起。张学良连声称好，笑言：“当代武松打虎，佩服！”一句话把猎手夸得面红耳赤。
他掏出三十块银元，递给带头的猎户。对方推辞半晌终接下，又悄声问警卫：“真是张学良？”确认后，联想当年东北军抗日，猎户赞叹：“咱们打虎，他挡倭，都是拼命。”张学良听在耳里，没有接口，只轻轻点头。
赏虎结束，队伍返回驻地。一路上，张学良沉默许久，忽道：“若能像那只虎一样在山林自由跑一遭，就算丢了命，也痛快。”赵一荻没有回话，紧握他的手臂。山风呜咽，铁锁仍在。
暮色落下，哨兵交换站岗。灯火里，有人低声议论白天那场“看虎”：“少帅笑了两次，比过去一个月都多。”可谁都清楚，那笑意转瞬即逝。因为明早，他依旧醒在栅栏里，报纸仍送不到，他也依旧是被转移、被看守的“西安事变主角”。
猎人们扛走剖下来的虎骨，准备卖到药铺。县长把虎皮挂进公署，当成镇县之宝。张学良的赏银在集市引起短暂喧嚣，而后迅速归于平静。动荡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只是笼子的材料不同而已。
数月后，张学良被命令再度易地。卡车发动，灰尘弥漫。警卫清点随行物品时发现，那本写着“刘育乡见闻”的薄册子少了两页，据说是记下了“打虎”一事。他问张学良需要重写吗？张学良摆手：“算了，纸上写不出当时那一声虎啸。”
天色暗沉，车灯黯淡。车队离开刘育乡，山谷恢复寂静，只余空栅栏在夜风中吱呀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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