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她想撮合闺蜜和赵元任，赵急得向她表白：我看上的是你
1981年，杨步伟去世了，享年92岁。赵元任在她床前坐了很久，没哭，就是脑子空落落的，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歪歪扭扭写了句“一时精神很乱，不敢说回家了”。他这辈子走南闯北，从中国到美国，从清华园到哈佛讲堂，从来没觉得“家”是个多虚的词，可杨步伟一走，他才明白，家不是房子，是那个能跟他一起笑、一起闹的人。
1889年，南京杨家大宅里添了个女娃，祖父杨仁山给她取名“步伟”，盼着她能走出不一样的路。
这杨家可不是普通人家，杨仁山是清末有名的佛学家，还去过英国，见过外头的世界，知道女孩子不该被“缠足”“相夫教子”捆着。也正因如此，杨步伟打小就没受过“大家闺秀”的束缚。
她6岁那年，家里请来个缠足婆，红布包里裹着细布条，刚要往杨步伟脚上缠，她就又哭又闹的，蹬着腿喊：“凭啥男娃能跑能跳，我就要把脚裹起来？疼死了怎么玩？”
这话正巧被书房里的杨仁山听见了，老爷子放下毛笔就走出来，对着缠足婆摆摆手：“我们杨家的女娃，不缠足！”从那以后，杨家上下再也没人提过缠足的事，杨步伟也成了少数不用缠足的姑娘。
上学更是没含糊。别家女孩都在屋里学女红、背《女儿经》，杨步伟却跟着几个表兄一起进了书塾，穿着小直裰，坐得笔直。
先生讲《论语》，说“割不正不食”，意思是孔子不吃切得不规整的肉，其他学生都点头说“圣人讲究”，唯独杨步伟皱着眉提问：“先生，那边角料咋办？扔了多可惜，谁来吃啊？”先生愣了愣，笑着说她“古怪”，可杨仁山知道了，反倒夸她：“我这孙女，脑子清楚，不盲从！”
可再开明的家，也绕不开老规矩。杨步伟还没成年，姑母就提了桩婚事，对方是她的表弟，两人是“指腹为婚”。那会儿姑母觉得这是“亲上加亲”，可杨步伟不乐意：她见过表弟的怯懦，也知道自己不是能安于后院的人。
刚开始她还忍着，姑母见她弹钢琴，还冷嘲热讽：“我们家要娶个卖唱的媳妇？”这话彻底把她惹怒了。那天晚上，杨步伟点着油灯，趴在桌上写退婚信。笔尖顿了好几次，她也怕，怕家里人骂，怕外人说闲话，可转念一想，要是嫁了不喜欢的人，这辈子就毁了。
最后她写下：“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字不多，却透着一股倔劲。第2天把信给了表弟，家里果然炸了锅，姑母指着她鼻子骂“丢杨家的脸”，还有长辈说“不嫁就处死”，可杨步伟没退，杨仁山看了信，沉默半天说：“不愿嫁，就不强求。”
就这样，杨步伟成了家族里“离经叛道”的代表，却也成了祖父最骄傲的孩子—，她敢跟命运叫板，更敢为自己活。
1913年，20出头的杨步伟背着行李上了去日本的船。那时候，中国姑娘能独自留洋的不多，学医学的更少，有人问她为啥选医学，她笑了笑说：“当医生能靠自己吃饭，不用看别人脸色，还能救人性命，多实在。”
在日本的那几年，她没闲着，每天泡在实验室和课堂里，解剖课上比男学生还冷静，论文写得条理清晰。1919年，她拿到医学博士学位，成了中国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
回国后，她没去官办医院，也没去学校当老师，反而拉着两个志同道合的女伴，在北京开了家小医院。医院不大，就几间诊室，可来的大多是女病人。那会儿女人生病不好意思找男医生，杨步伟直爽，又懂女人的难处，很快就有了名气，病人都喊她“杨大夫”。
也就是这时候，赵元任走进了她的生活。赵元任是清华的讲师，出身常州书香门第，留过美，会说好几国语言，还懂音乐、数学，是圈子里有名的“才子”。
1920年的一天，他去森仁医院探朋友，刚进门就看见杨步伟正跟护士交代病情，穿着白大褂，头发挽得整齐，说话干脆利落，一点不含糊。赵元任愣了愣，觉得这女医生跟他见过的闺秀都不一样，没有扭扭捏捏，浑身是劲儿。
后来，赵元任就老往医院跑，借口“探朋友”，其实每次都要绕到诊室门口，跟杨步伟聊几句。有时候聊医学，有时候聊北京的天气，杨步伟没多想，只当他是客气。
直到有天，她的闺蜜跟她说：“那个赵先生人不错，文质彬彬的，要是能做我丈夫就好了。”杨步伟一听，觉得“成人之美”是好事，就开始撮合两人，一会儿让赵元任帮闺蜜带书，一会儿约着一起吃饭。
可面对她的“撮合”，赵元任却急了。有天早上，他早早等在医院门口，把杨步伟约到附近的公园。深秋的公园里落满了叶子，赵元任搓着手，半天没敢开口，最后憋出一句：“步伟，你别撮合我跟她了……我看上的是你。”
杨步伟当时就愣了，她没想到赵元任的心思在自己身上。可反应过来之后，她也没扭捏，看着赵元任紧张的样子，她忽然笑了：“你倒是直接，我还以为你是客气呢。”
就这么一句话，两人的关系就定了下来。
1921年夏天，赵元任和杨步伟决定结婚。那会儿的北京，结婚讲究“三书六礼”，张灯结彩，宴请宾客，折腾好几天。两人商量着：“结婚是我们俩的事，没必要让外人凑热闹。”
他们没办婚礼，也没买婚纱嫁妆，只印了几十封“结婚通知书”，寄给亲友。通知书上写着：
“在这封信未到之先，我们已于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还加了句：“贺礼不用送钱送物，写封信、填首诗就行。”
消息传出去，朋友们都懵了，胡适是赵元任的好友，特意跑来跟他们说：“你们这婚结得是痛快，可没证婚人、没印花税票，不算合法啊！”两人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补了个“简易仪式”。
吃完饭，赵元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结婚证书，四个人围着桌子签字，再贴上四角钱的印花税票，就算完事儿了。胡适看着这场景，笑着说：“你们俩啊，真是把‘新文化’落到实处了。”
婚后，杨步伟把森仁医院关了。不是不想做医生，是她知道赵元任在清华教书忙，家里得有人顾着。
有人说赵元任“惧内”，觉得他什么都听杨步伟的。可赵元任自己说：“不是怕，是爱。她为我放弃了医院，我多让着她点，应该的。”杨步伟也跟人说：“家里小事我做主，大事归他，不过啊，我们家没什么大事。”
1938年，战火蔓延到北京，赵元任带着家人去了美国，在哈佛任教。杨步伟不懂英语，刚到美国时，去超市买东西都得比划，可她没抱怨，反而跟着赵元任学英语，赵元任总笑她“英语没救了”，她也不恼：“我又不是语言学家，能让人听懂就行。”
在美国的日子不富裕，赵元任搞研究赚的钱不多，杨步伟就想办法贴补家用。她把从国内带来的首饰卖了，换了些钱；还买了台缝纫机，给人做手工。这样的日子她从不觉得苦，反而跟赵元任开玩笑：“嫁个教授就是好，饿不死，也富不了，刚好踏实过日子。”
后来，她迷上了做饭，想着把中国菜介绍给美国人，就开始写《中国烹调》。她不会写英文，就先用中文写菜谱，再让赵元任帮忙翻译，遇到不会的单词，两人就一起查字典。书出版后，没想到很受欢迎。
她还把赚来的稿费寄回国内，支援抗战，虽然在国外，但夫妻两人心里却一直记着家乡。除了写菜谱，她还写回忆录，里面没写什么大道理，全是生活里的小事。
在美国的几十年里，杨步伟成了赵元任的“全能助手”：他研究方言，她帮着整理笔记；他去各地讲学，她帮着准备资料；他生病，她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照顾他。有人问赵元任：“你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说：“不是研究出了多少学问，是娶了步伟。”
1973年，赵元任和杨步伟回国探亲，周总理接见了他们。见面时，赵元任笑着介绍杨步伟：“她是我的内务部长，也是外交部长，家里家外都靠她。”周总理听了，也笑了：“你们俩真是模范夫妻。”
这一年，两人已经结婚52年，头发都白了，可还是跟年轻时一样，走路要手牵手，吃饭要坐在一起。
1981年，杨步伟的心脏越来越不好，最后在波士顿的医院里走了。赵元任坐在她的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杨步伟的菜谱、回忆录都整理好，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要拿下来翻一翻，好像杨步伟还在身边。
1982年2月，赵元任也走了，离杨步伟去世还不到1年。孩子们按照他们的遗愿，把两人合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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