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台湾老兵回江西探亲，逢人便问：知道我是谁吗？认不认识我？
1992年，江西宜春一处小山村忽然热闹起来，一对衣着光鲜的夫妇踏入村口，引得村民们纷纷侧目。网络图片
只见那位年迈的男士，身穿西装，满脸激动，一边走一边向村里人反复问着。
“你们认识我吗？我是杨韦成。”
老人像是从过去的影像中穿越而来，带着一段被尘封多年的乡愁记忆，想在这片他曾哭过、笑过、流浪过的土地上，寻回一点熟悉的痕迹。
那他最后找到亲人了吗？他身上又有怎样的故事？
为何而来1992年，江西宜春丰城的一座小山村里，一场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原本宁静的田野气息。
太阳尚未升高，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慢悠悠地在村口停了下来，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从车里探出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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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城里来的吧？不像是做买卖的。”
眼看老人站定在村口，眼神四处打量，像是在寻找什么熟悉的痕迹，站在他身旁的中年女子，一只手挽着老人的手臂，一只手在他后背轻轻拍着，老人点点头，朝着村口走去。
“你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一边走，一边看向每一个经过的村民，声音不大却透着一种迫切和焦灼，像是一个在迷雾中苦寻方向的孩子，偏偏没人回答。
“我叫杨韦成……你们认不认识我？我是老杨家的孩子。”
“杨韦成？是不是谁家失散的亲戚回来认门的？”
“穿成这样，也太不像我们村里的人了。”
议论声很快在村道边窜开了，面对众人的冷眼与疏离，杨韦成还在不断重复着，仿佛那是一句咒语，一句他压在心头数十年的牵挂。
“我是杨韦成，我是老杨家那个韦儿啊……你们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就这样，问了一路也都无人响应，杨韦成像丢了灵魂的游子，穿梭在记忆和现实之间，想要唤醒这片土地对他曾经存在的认可，得到的只有一张张茫然的脸孔和强烈的心理落差。
他不愿放弃也不愿承认，这片自己出生、成长、流离、思念了半个世纪的故土，如今却已无人记得那个瘦弱的韦儿。
少年流离1932年秋天，就在这处偏远小村里，一个男婴在寒风中降生，杨韦成这个名字是按照族谱起的，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一生，将如浮萍般飘零，与“归属”二字无缘。
杨韦成刚满三岁，父亲就因重病离世了，留下一间破旧的瓦房、一张空荡的饭桌孤苦无依的母子，家族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杨韦成和母亲没分到一亩三分地。
可怜的母亲抱着他四处乞讨，只求能换点残羹冷饭裹腹，看到的却是冷眼、叹气，走投无路之下，母亲背上行囊，带着杨韦成踏上了要饭的路。
孩子终归是孩子，他不理解母亲眼里的忧虑，只觉得每天能跟着母亲东奔西走是一种习惯，这些都在9岁那年戛然而止，母亲决定改嫁。
一个寡妇带着儿子要饭，不是长久之计，当她遇上一位在南昌做木匠活的中年男人，对方答应收她进门，孩子也一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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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身上的肉，走哪都得带上你。”
杨韦成不明白改嫁的意义，只记得第一次见到瓦片整齐的屋顶和干净的石板路，可他还没来得及坐稳饭桌，就被两个面色铁青的男人闯门打碎了全部憧憬。
那天，二叔和三叔带着几个族人突然出现在新家门口。
“韦儿是我们杨家的种，你一个寡妇带走他，叫我们老杨家以后怎么做人？”
“当年我带韦儿要饭时，你们谁看过我们一眼？现在好了，我想重新过日子，你们倒跳出来争人了！”
争执无果，杨韦成被生拉硬扯地带出了家门，回头看见母亲泪流满面，那一别便是命运彻底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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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之后，他成了没人要的“烫手山芋”，最终因为二叔膝下无子，这个苦命的孩子就落到了他家。
二叔家比母亲的日子稍好一点，起码每天能吃饱饭。那段时间，是杨韦成童年里唯一略带温度的片段，他只求一日三餐能准时，夜里有炕头能睡。
这样的安稳仅仅维持了两年，二叔突然撒手人寰，三叔被迫将他带回家。
三叔开了家糕点铺，，杨韦成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反而被当成了现成的劳动力，从天不亮就起床洗米、拌粉、烧火，脚底打泡、手上起茧却从未领过一分钱工钱。
有一次，他不小心将整盘米糕倒在地上，被三叔摁着门板打到皮开肉绽，打完还要他收拾干净，他低着头擦泪，心里却没了反抗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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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三叔的两个儿子在旁玩泥巴、追风筝，心里一点点地明白，自己与他们，不是一样的家人，不过是店里的人。
饭桌上从没有他的碗筷，吃饭总要等他们吃完，剩下的饭菜他才能捡着吃，冬天冻得脚指发紫，也没人多给他添一双袜子，三婶曾当面说。
“他不是咱家的，吃一口饭都是多的。”
1945年，13岁的杨韦成离开了江西，带着一只破旧的布包，走上了前往福建的土路，那是他第一次主动离开，决定去当木匠徒弟。
战乱年代，有手艺的人总还有口饭吃，他找上了一位在福建小镇做木工的老师傅，对方年纪已高手艺却扎实，见他勤快、沉默，不多话也不怕脏，便收了他。
每天跟着师傅干活，从刨木削边到磨刀打孔，杨韦成用一种几近报复的勤奋，把自己生生干成了手艺人的模样。
终于挣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属于自己的钱，他给三婶买了礼物，给三叔坟头磕了几个头，仿佛终于对得起了那段压抑的寄人篱下的童年。
杨韦成再次离开家乡，开始四处接活，替人修桌椅，做橱柜，甚至有人家请他帮忙整修整栋房梁，他做得专注，收入也随之增长。
可就在那几年，他沾上了比贫穷更难戒掉的赌博，很快欠了一大笔债，债主堵在他干活的店门口，扬言再不还钱就打断他的腿。
他不敢回师傅家，怕连累老人家，只能在小镇四处躲藏，后来，路边张贴的一张征兵海报救了他，盯着“食宿全包”四个字看了许久，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躲债。
部队训练没几天，杨韦成就随着部队从福建一路南下，军营的生活枯燥压抑，纪律森严，可对他而言，却是一种解脱，可这安稳没持续多久。
没等真正上战场，他就随部队登船前往台湾，没人告诉他为什么，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面翻滚，一颗心也如这海水一样晃荡不安。
在部队里，杨韦成处处被欺负，直到一次上级发现他打制营具时手法熟练，雕工精细，这才调他去了工务队，让他做桌椅、柜子，靠这门手艺在军营里混出了点地位。
直到一场运木头的任务途中，司机一个急转弯没控制住，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大树，杨韦成的肩膀狠狠撞上铁杆，整个人失去意识，醒来时，医生面无表情地说。
“胳膊断了，得排队做手术，三个月之后吧。”
三个月，他几乎动弹不得，等轮到他时，医生却摇头说。
“骨头是长上了，就是歪了。要想接回去，得重新砸断。”
杨韦成拒绝了，带着一条歪胳膊离开了部队，重新做起木工这行，只是效率比以前慢了许多，好在还能养活自己，就不算最坏的局面。
直到木工活难做了，他又开始跟人出海捕鱼，日子辛苦又危险，可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不属于谁，不依附谁，靠力气讨生活。
梦回故土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的消息传来时，杨韦成正在医院值夜班，年近六旬，穿着一身清洁工的蓝色制服，拖着拖把在走廊上缓慢移动。
那天深夜，他站在医务室角落，一边洗拖布一边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消息，当那句“允许台胞回大陆探亲”传来，手里的动作却迟迟停不下来。
四十多年了，他不知这个“家”的概念还在不在，但听到那句“可以回去了”的时候，心脏却砰砰直跳，仿佛被什么久违的东西击中，躲在工具间里哭了整整一宿。
1992年，妻子从医院退休，他们先到南昌，杨韦成原以为还能找到当年母亲改嫁后的家，迎来的却是邻居的遗憾摇头。
“你母亲？早走了，五年前的事了。”
他们又去了丰城，去了那个他记忆中有着老屋、祖坟、灶台烟火的地方，原以为还能见到三婶，可村里人告诉他，三婶也在五年前离世了。
那天夜里，杨韦成失眠了，第二天，他拉着妻子说想回老家那个小山村看看，就当是看看地，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人记得他。
车开到村口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这个地方他曾无数次在梦中回过，如今的路已经铺了水泥，田间竖起了电线杆，原本的土墙房早被一排排红砖瓦砌的新屋取代。
直到两人在一棵老枣树下遇到了一位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年纪看上去至少有七八十岁，手里拄着一根柴杖，闭目养神。
杨韦成快步走过去，跪在地上，声音颤抖得像风中残叶。
“老人家，我叫杨韦成，我爸叫杨宝贵，我二叔叫杨宝刚，三叔叫杨宝喜，我小时候住在这儿，后来跟我娘要饭……你……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韦儿？”
那一声“韦儿”，叫得杨韦成如遭雷击，那一刻，所有压在心头几十年的悲苦、委屈、孤独、压抑、思念、后悔……统统涌了出来，他扑进老人怀里，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
“我是韦儿啊，我还活着……你还记得我……”
“记得，记得，你小时候老跟你娘讨饭，穿件破棉袄，跟条小瘦狗似的……”
杨韦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尽全部力气去抱住眼前这个老人，仿佛抱住的是他此生未能握紧的那根“家”的线，也终于找回了那个叫“韦儿”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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