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罪权臣，惨遭剥皮，剥到胸膛时却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
文|徐 来编辑|徐 来
乱世里有人沉默，有人妥协，也有人选择硬碰硬。
南明御史李如月，在权力最黑暗的角落递出了一道奏章。
他没有退路，更没有援手，最终走进了最残酷的死亡。
奏章直击权臣南明永历朝廷，已经退守到西南。大明旧日的江山，只剩下山河一角。
永历帝虽然仍在安龙设朝，但权力早已被架空。文官群体被迫依附，军权才是这个小朝廷真正的核心。
孙可望，就是这片残山剩水的掌舵人，他原是大西军旧部，后来投身永历，被封为亲王。
他掌握兵马，粮饷运转、战事部署，都由他裁定。朝廷上下，几乎没人敢与之争锋。
军权压倒文官，整个朝局已被他的影子笼罩。
在这样的格局下，监察御史的职衔看似威严，实则危险。山东道监察御史李如月出身东莞，个性刚直。
他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
可在一个军令可以压倒皇帝的环境里，这种职责无异于一根随时可能折断的细针。
多数人选择沉默，不是看不见问题，而是清楚后果。
1652年，孙可望大动干戈，处置军中叛将陈邦傅父子。
陈家本为功勋旧将，却因不满与矛盾触怒了孙可望。
他不走法度，而是直接施以“剥皮揎草”。这是古代极刑，将人皮剥下后填入稻草，悬挂示众。
血肉模糊的景象，立刻传遍营中。
对武将而言，这是震慑；在文臣眼里，却是对礼制的践踏。
李如月看在眼里，心中震动。他认为，勋臣虽有罪，也应由法度裁定，岂能由武夫擅杀。
于是他提笔写下奏章，直陈孙可望“擅杀勋将，无人臣礼”。
言辞犀利，不留余地。
奏章送至永历帝案头，皇帝没有表现出欣赏，反而大怒，下令杖责李如月四十大板。
原因很清楚，永历帝根本无力庇护臣子。他惧怕孙可望，甚至不愿与之对抗。
这道奏章不但没有换来嘉奖，反而让李如月被孤立无援。
这一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酷刑中的呐喊奏章消息传到安龙，很快递到孙可望手中。
他的反应只有一个字：杀。
对他来说，军中有人叛乱可以镇压，但文官在皇帝面前揭短，却是挑衅权威。
杀一个御史，比杀一支叛军更能稳住局势。
于是，孙可望下令缉捕李如月。过程没有丝毫遮掩，甚至带着刻意的示威意味。
李如月被直接押解至行辕，等候的不是审讯，而是处置。
监察御史的身份此刻毫无作用，文官的尊严在军令面前一文不值。
孙可望要的不是辩解，而是示威。
军权要用鲜血来立威。
行刑由张应科执行。《安龙逸史》记载，过程极为残酷。
先从背脊剖开，延至臀部，再切向四肢，最后转至前胸。
刀口处随时撒灰止血，再用线缝合，最后塞入稻草。
这是“剥皮揎草”的完整过程，既是肉体的酷刑，也是精神的侮辱。
围观的军士与百姓噤声，场面压抑。
李如月却没有崩溃。据史料，他竟高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
喊声在刑场回荡。他没有哀求，而是持续怒骂，直到颈项被割断才停下。
这样的场景让在场者心胆俱裂。
酷刑的目的，是让人屈服，可他偏偏用镇定与喊声硬生生扛了下来。
在血肉模糊的刑场，他留给后人的，不是屈辱的呻吟，而是硬抗到底的姿态。
行刑结束，李如月的遗体被塞满稻草悬挂，示众数日。
这个举动彻底震慑了文官群体。
御史被杀，其他人更加缄默，再无人敢在皇帝面前对孙可望发声。
李如月没有扭转局势，他的死没有改变永历政权的衰亡，但他留下了一种象征。
在最黑暗的角落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直言仍然有人敢说，血与肉也能抵抗军权的刀锋。
沉默笼罩朝堂李如月死后，朝廷里的气氛彻底改变。
原本就低沉的文官群体，从那以后再无声音。
大家都知道，监察御史被当众剥皮，这意味着谁再敢开口，就是下一个李如月。
这种沉默，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懂忠义，而是因为眼前的局势逼迫他们噤声。
永历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皇帝依附在军权的羽翼下苟延残喘。
文官若要发声，不但无法挽救朝廷，反而是自取灭亡。
所以，李如月死后，没人再上疏弹劾孙可望。
连一些平时敢写奏章的翰林、尚书，也都保持沉默。
权力的刀锋，已经割断了朝堂上最后一丝骨气。
这种气氛并非南明独有。
历代在大厦将倾时，往往是军权压倒文官。
可李如月的死，特别之处在于刑罚之残酷、场面之血腥。
他被剥皮塞草悬挂示众，不仅是一个人的死，更是一种制度的坍塌。
监察御史本应是皇帝的耳目，是约束权臣的最后屏障。
这个屏障被血洗，等于告诉所有人：从此没有规矩，只有刀斧。
军中士卒也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压力。
有人看过李如月的尸体，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处刑，而是一场警告。
对军心而言，震慑是达到了，但背后也埋下恐惧。
人们不敢违逆命令，可也不再愿意真心追随。
恐惧能控制一时，却无法凝聚真正的忠诚。
朝野外部，对此案的记录虽寥寥，但仍然流传下来。
《小腆纪传》写下“孙可望杀李如月”，虽只有短短数语，却印证了事实。
屈大均的《安龙逸史》则留下最详细的场景，甚至记下了李如月临刑时的喊声。
这些记载，成为后人了解那一幕的唯一窗口。
血与尊严的遗痕李如月之死，并没有改变南明的结局。
永历政权依旧步步退缩，最终走向覆灭。
可在那一刻，他用自己的方式，让世人看清了军权与文官的对决。
在史学评价里，李如月并不是像文天祥那样留下长篇诗文的英雄。
他的名气不大，篇章有限，记载也不多，正因为如此，他的死更显得沉重。
没有华丽辞藻，也没有预设的形象，只有赤裸裸的抗争与残酷的死亡。
《安龙逸史》中的描写，成为后人反复提起的依据。
鲁迅在文章里也曾引用这段记载，感叹其血腥与震撼。
当一个御史在刑场上喊出“死得快活”时，已把军权的残忍和文官的无力，推到极点。
这种极点，恰好反映了当时的制度危机。
文官不再能监督军将，皇帝也不再能庇护臣子。
整个朝廷失去了平衡，坍塌只是时间问题。
李如月的死，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然而，节点之所以被记住，正是因为他没有沉默。
他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却还是写下奏章。
多数人选择沉默，他选择直言。
这种选择在权力压制下显得异常突兀，也因此留在史册。
后人读到这个故事，心中往往会生出疑问：他值吗？
有人会说，不值，一个人的死改变不了结局。
有人会说，值，至少他证明了乱世也有人敢说真话。
值与不值，本来就没有统一答案。
可正是这种分歧，让故事延续。
今天再看，他的死亡提醒我们：制度若失衡，任何监督都可能沦为空文。
权力若失控，连监察御史都能被剥皮示众。
这样的历史，不只是过去的故事，更是对后人的警示。
李如月没有留下太多文字，却用生命写下了一段沉重的史实。
他的名字被史籍记下，他的死法被详细记录。
那一声“死得快活”，跨越了时空，仍让人心中发凉。
血可以掩盖真相，却掩盖不了一个人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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