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3岁胡斐佩将军再婚嫁给鲍世禄，鲍：你依然是40年前的你
她是当年解放军里少有的女少将，在63岁的年龄又遇到了40年前的战友，两人情投意合，就此组成了一段美好的“夕阳恋”。这位女少将，就是胡斐配将军，她的丈夫，叫做鲍世禄。
1930年，胡斐佩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家庭。那会儿她父亲是留美博士，母亲是教育学家，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4岁那年，父母带着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国后，胡斐佩进了当地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她从小就爱琢磨语言，课本上的英文单词，别的孩子要背好几遍，她读几遍就能记住，就连老师上课讲的英文诗歌，她听一遍就能大致复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开始了长达6年的逃难路。从南京到武汉，再到重庆，一路上颠沛流离，行李丢了不少，可胡斐佩的课本和笔记本始终没丢。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家人才算回到上海。看着满目疮痍的家乡，刚满15岁的胡斐佩心里有了个念头：“要做点能让国家好起来的事。”高中毕业后，她偶然看到解放军招兵的公告，上面写着“欢迎青年学生参军，为国家建设出力”，她没跟父母商量，就去报了名。
1949年，胡斐佩穿着崭新的军装，走进了中央军委劳动大学的校门，被分到了外语训练班。那会儿的条件远不如现在，教室是旧平房，窗户上糊着报纸，晚上学习全靠煤油灯。可她一点不觉得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单词，晚上煤油灯底下整理笔记，眼睛熬红了，就用凉水洗把脸接着学。
在外语训练班，胡斐佩认识了鲍世禄。鲍世禄是班里的班长，比她大几岁，老家在江苏，说话带着点吴侬软语的调子，做事却格外认真。那会儿班里的作业都是鲍世禄分配，他总把最难的语法整理任务留给自己，可胡斐佩偏偏“不安分”，每次鲍世禄把作业发下来，她总觉得排版乱，会重新抄一遍，分好类再发给同学。
“小胡，你这不是白费功夫嘛？”鲍世禄看着她抄得工工整整的作业，又好气又好笑。“班长，你这字写得是好，可排版乱了，大家找知识点不方便。”胡斐佩头也不抬，手里的笔没停。
鲍世禄没再说啥，等她抄完，却默默拿过作业，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检查，把错漏的地方标出来，再还给她。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默契：胡斐佩负责“整理排版”，鲍世禄负责“查漏补缺”，班里的作业总能做得又快又好。
那时候的年轻人，心里装的都是“学习”“报国”，没人多想儿女情长。胡斐佩和鲍世禄经常一起学习。
鲍世禄心里其实早就对胡斐佩有了好感，他记得她第一次在班里发言时的紧张，记得她为了帮同学补功课熬夜的样子，可他总觉得“现在不是时候”，这份心意就埋在了心底。
1952年冬天，鲍世禄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咳嗽不止，还发着高烧。校医检查后说：“得回家休养”，他没办法，只能收拾行李离开学校。走之前，他偷偷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祝小胡学业有成，未来一切都好”，夹在了胡斐佩的笔记本里。
鲍世禄走后，胡斐佩和同班同学梅孝达一起学习。两人从劳动大学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又一起留校任教，整整7年。没人说“喜欢”，可眼神里的在意藏不住。1956年，在同事的撮合下，两人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只请几个好友吃了碗面条，就算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温馨。胡斐佩和梅孝达都在军事外语学院任教，白天一起去上课，晚上一起在灯下备课。胡斐佩性子急，写讲义的时候总爱漏标点，梅孝达就拿着笔，逐字逐句地改；梅孝达不擅长用新教具，胡斐佩就手把手教他。
那会儿学校里的同事都说：“胡老师和梅老师，真是天生一对。”可这样的日子，在1983年的冬天戛然而止。
那天梅孝达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叹气：“最近课太多，还有好几份教材要审，总觉得累得慌。”胡斐佩听了，赶紧走过去帮他揉肩膀，她还特意列了个计划，想着带梅孝达去吃他爱吃的烤鸭，去买他看中了好久的钢笔。
可没等到过年，梅孝达就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那天他在办公室审教材，突然咳得厉害，吐了血，同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肺癌晚期。胡斐佩赶到医院时，腿都软了，可她没在梅孝达面前哭，只是握着他的手说：“别怕，咱们好好治，肯定能好起来。”
梅孝达反而比她平静，拉着她的手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别让国家浪费药了，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
住院的日子里，梅孝达还惦记着没审完的教材，让胡斐佩把讲义带到医院，他躺着看，用铅笔在上面改。有次胡斐佩忍不住哭了，他还安慰她：“别哭，我这辈子，能跟你一起教书，一起过日子，已经很满足了。”
1984年7月，梅孝达走了，年仅53岁。胡斐佩没办葬礼，按照他的遗愿，把遗体捐给了医院，只把他常用的那支钢笔和没审完的讲义收了起来，锁在抽屉里。
从那以后，她像变了个人，话少了，把所有精力都投进了工作里。白天上课、编教材，晚上就在办公室加班，有时候对着梅孝达的照片，能坐一整晚。
1988年，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胡斐佩因为在军事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少将后，胡斐佩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她还是住在学校的家属院，家具都是旧的，一台黑白电视，看了好几年都没换。每天早上，她还是步行去食堂买早饭，中午跟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晚上去公共浴室洗澡。
有同事劝她“该享受享受了”，她却说：“我就是个教书的，没必要搞特殊。”
1992年冬天，鲍世禄收到一封老同学的信，说要在北京开个同学会，邀请他去参加。他犹豫了好久，一方面想看看老同学们，另一方面，又怕见到胡斐佩，他不知道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最后，他还是收拾了行李，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同学会设在当年劳动大学的旧址，一间旧教室。鲍世禄走进教室时，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他一眼就看到了胡斐佩，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剪得短短的，跟当年比，多了些皱纹，可眼神还是那么亮。
鲍世禄深吸了口气，走了过去，声音有点发颤：“小胡……你还好吗？”胡斐佩抬起头，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鲍班长？你怎么来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你才是，跟当年在劳大那会儿没两样。”鲍世禄坐下，跟她聊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他说自己在钢铁厂的日子，说妻子的病，胡斐佩也跟他说梅孝达的事，说自己编教材的经历。聊着聊着，两人都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煤油灯下一起学习的日子，没了陌生，多了亲切。
同学会结束后，鲍世禄回到南京，开始给胡斐佩写信。第一封信，他写了好几遍，最后只写了“敬爱的胡斐佩同志，久违了。最近天气冷，注意保暖”。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胡斐佩的回信，字里行间都是关心。
从那以后，两人就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开始，信里聊的都是家常，鲍世禄说钢铁厂的老同事，说孩子们的近况；胡斐佩说学校的学生，说编教材的进展。后来，信里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后来，鲍世禄犹豫了很久，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我们都老了，身边也没个人照应，是不是该找个伴儿，一起过过日子？”信寄出去后，他每天都在等回信，心里又紧张又期待。
几天后，他收到了胡斐佩的信，只有一句话：“下周末，我去看你，咱们见面聊。”
1993年春天，胡斐佩坐着火车去了南京。鲍世禄早早就到了火车站，看到胡斐佩从火车上下来，他赶紧迎上去，接过她的行李，帮她拎着。
两人在南京逛了两天，去了玄武湖，去了夫子庙，聊了很多过去的事，也聊了未来的打算。最后一天，鲍世禄说：“小胡，咱们去领证吧？”胡斐佩看着他，点了点头：“好。”在亲朋好友们的祝福下，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再婚以后，胡斐佩还住在家属院，鲍世禄每个月都过来住几天，后来干脆把南京的房子卖了，搬来北京跟她一起住。家里的书房里，一边放着胡斐佩的外语教材和笔记，一边放着鲍世禄的炼钢资料和工具，看似不搭，却透着温馨。
后来，胡斐佩的学生来看她，看到她和鲍世禄一起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当年的老照片，聊起外语班的往事，眼里满是笑意。学生们都说：“胡老师，您真幸福。”
胡斐佩笑着点头：“是啊，幸福很简单，有人陪着，有事做，心里踏实，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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