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作者] 发表于 2025-10-2 15:13

灭蜀后,邓艾在刘禅宫里发现一件东西,才知诸葛亮为何救不了蜀国

景耀六年,魏国大将邓艾,带着一支奇兵,愣是从没人走过的阴平小道翻山越岭,直接空降到了成都城下。这一下,可把满朝文武都给干懵了。
成都城里,空气压抑得能拧出水来。后主刘禅,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龙袍,坐在那冰冷的皇位上,心里估计比谁都乱。想当年,他爹刘备、相父诸葛亮在这宫里运筹帷幄,何等意气风发。可现在轮到他,只剩下四面楚歌。
城墙还坚固,粮草也还能再撑一阵子。可刘禅没选死磕,他开了城门,降了。
这一下,后世的骂名就跟潮水一样涌过来了。“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各种帽子一顶一顶地往他头上扣。大家觉得,这哥们儿太没骨气,太怂。可换个角度想想,你要是刘禅,在那一刻,真能稳得住吗?

说实话,这位在白帝城接过千斤重担的皇帝,大半辈子都活在“托孤”的影子里。诸葛亮在,大小事都有人扛着,他更像个“盖章”的。等诸葛亮一走,他身边再没有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强臣,反倒让黄皓这种宦官钻了空子。你说他糊涂吧,他刚亲政那几年,史书上还留着他“开明纳谏”的记载,对蒋琬、费祎这些栋梁也还算信任。可要说他精明吧,他又眼睁睁看着黄皓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局外人骂得痛快,可局内人的苦,谁能体会?
邓艾进了成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皇宫档案库,进行接收工作。就在那里,他翻出了一本“士民薄”,也就是当时蜀汉的户口本和全国资产负债表。

邓艾当时是什么反应?史书没细写,但我猜他看完,肯定得倒吸一口凉气,后背发麻。因为那上面疏疏落落的几个数字,把蜀汉的底裤都给扒干净了。
这本薄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蜀汉全国,总共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能上阵打仗的“带甲将士”,只有十万零二千人。
九十四万是什么概念?同一时期,东吴有五十二万户,人口二百三十万;而块头最大的魏国,更是有一百零三万户,人口四百四十三万!
看到这组数据,你还觉得蜀汉的灭亡,仅仅是因为刘禅一个人的软弱吗?
邓艾,作为一线总指挥,对战争的理解肯定比咱们深刻。他看着这本薄册,心里瞬间就通透了:这仗,没法打。不是诸葛亮不给力,是这蜀汉的家底,实在太薄了。

咱们总说诸葛丞相“六出祁山”,听着特别悲壮。可这悲壮背后是什么?是每一次北伐,都像从蜀汉这块本就贫瘠的土地上抽血。青壮年劳动力一批批地开赴前线,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后方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几乎陷入停滞。
史书《华阳国志》里有四个字,形容当时蜀汉的经济,叫“唯仰锦耳”。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上就指望卖蜀锦这点奢侈品了。一个国家,沦落到靠手工业品来维持军费,这经济结构得有多畸形,多脆弱?
诸葛亮是个千古奇才,这没人否认。他搞内政,发展生产,那是相当有一套。可他终究不是神,他变不出人,也变不出粮食。面对这种人口和国力的碾压性劣势,他能做的,也只是在有限的框架内,拼尽全力去延缓这艘破船沉没的速度。
很多人说,诸葛亮太执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有人说,不北伐,以攻为守,蜀汉内部的军心士气马上就得散,死得更快。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无论哪种,都改变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蜀汉的国力,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每一次北伐的粮草消耗,兵员损失,都让这个国家的元气伤得更重一分。

知道了这个家底,你再看刘禅的投降,是不是多了几分理解?
当时成都城里,人心早就散了。姜维在外头听说魏军来犯,急急忙忙上疏,让刘禅赶紧派兵去守住险要关口。结果呢?刘禅听了黄皓的话,压根没当回事,居然跑去问神婆。神婆说没事,魏军打不过来。他就真信了。这事儿听着是挺荒唐,也确实是他执政生涯的一大污点。
可等到大军兵临城下,梦醒了,该怎么办?是选择让城里仅剩的老弱妇孺和那十万疲惫之师,去跟邓艾的精锐部队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把成都变成一片焦土,血流成河?还是选择放下皇帝的尊严,保全这一城百姓的性命?
这是一个电车难题,没有完美的答案。后人站在道德高地上,当然可以轻松地说,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叫气节。可对于身处其中的刘禅和成都百姓来说,活下去,或许才是最朴素的愿望。
别忘了,蜀汉这片基业是怎么来的。是从荆州失守,关羽败走麦城开始,第一块骨牌就倒了。然后是张飞遇刺,刘备盛怒之下倾国东征,结果被陆逊一把火烧光了最后的精锐。夷陵之战,不仅让蜀汉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把刘备自己也给搭进去了。白帝城托孤,托付的,其实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蒋琬、费祎、董允这些贤臣相继离世后,蜀汉的内部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坚持北伐,但他没有诸葛亮的威望和政治手腕,根本压不住朝堂里的反对派。国内的谯周等人,天天鼓吹“投降论”,搞得人心惶惶。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换谁来当这个皇帝,都头疼。
所以,当邓艾后来到了洛阳,跟权臣司马昭聊起刘禅时,他们看到的
是一个在绝境中做出无奈选择的亡国之君。刘禅那句著名的“此间乐,不思蜀”,在那种环境下,与其说是真心话,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自保之术。他表现得越是没心没肺,司马昭就越觉得他没有威胁,他和那些随他投降的蜀汉旧臣,才能活得越久。
你看,水镜先生当年说,“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两个都得到了,天下还是没能安定。难道是水镜先生看走眼了?或许,这句话本身就带着时代的局限性。它只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决定胜负的,还有“势”。这个“势”,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人口、经济、地理、国力这些硬邦邦的现实。
蜀汉的根基,从一开始就输了。它占据的益州,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开发程度、人口基数,都远远比不上占据中原的魏国。它就像一个偏科生,虽然有“天险”这一门强项,但综合实力,却远远落后于对手。

所以,邓艾在刘禅宫里发现的那本“士民薄”,它不是刘禅的“无能之证”,是整个蜀汉的“死亡证明”。它用冰冷的数字告诉后人:诸葛亮救不了蜀国,不是因为他不够强,也不是因为刘禅太无能,而是因为历史的大趋势,早已注定了这结局。
参考文献: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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