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为什么汉奸多？历史真相，藏在西北军几大汉奸的命运沉浮中
抗战期间，国军投敌当汉奸的高级将领至少有99人，其中西北军出身的多达46人，几乎占了一半。汪伪政权下的六个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司令庞炳勋均来自西北军。此外，像石友三、郝鹏举等人，也都是西北军出身的重要汉奸将领。为何西北军汉奸多，老黑以为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1、部队派系复杂，凝聚力不足：西北军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派系林立。中原大战冯玉祥下野后，西北军体系瓦解，各部各自为政，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核心凝聚力。许多将领个人利益高于国家民族大义，在困境中容易动摇。
2、遭受排挤打压，生存艰难：西北军向来被视为“杂牌军”，在蒋介石的体系中备受歧视和排挤。他们在粮饷、弹药、装备补给等方面远不如中央军，甚至“要一粒子弹一角钱，还需现款交易”。作战消耗后，兵员和物资很难得到及时补充。这种“既要抗日又要防蒋”的处境，让一些将领感到绝望，以致投敌。
3、信仰缺失与利益诱惑：西北军部分成员出身贫苦，有时易受利益诱惑。部分高级将领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民族气节，在日军和汪伪政权的高官厚禄诱惑下容易变节。首领冯玉祥本人曾有多次“倒戈”经历，其复杂的行事风格以及“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哲学对部分将领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反复无常，可以出卖一切。
4、特定战场环境的催化：西北军将领的投敌行为多发生在压力巨大的敌后游击战区（如冀察、鲁苏战区），这些区域的部队往往孤立无援，面临着日军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迫降工作，提出了“只打中央军，不打杂牌军”的口号进行分化瓦解，进一步催化了投敌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军的大汉奸，基本上都是军事汉奸，手里始终握有枪杆子，而且个个都是乱世变色龙，极善见风使舵，加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掌握军权的汉奸持利用的态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西北军大汉奸基本都逃过了公开审判处决，几大汉奸中除了1940年遭高树勋活埋的石友三，1943年病逝在北平的刘郁芬，其他几个摇身一变，重新画皮，都成了国军将领，投身到了蒋介石发起的内战中。异常讽刺，叫历史无法容忍的是，在内战中，他们死性不改，依旧反复无常，有的因此遭到彻底的清算，有的却再次逃过审判，而且还上了岸。对此，有人说，西北军的汉奸，是那个时代的一道伤疤，它不仅折射出了历史的真实，也映照出了历史的阴暗面。
针对这种说法，老黑挑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西北军汉奸，来看看在真实的历史中，他们的命运沉浮究竟是怎样的——
孙良诚早年投身冯玉祥麾下，从士兵做起，凭借战功逐步晋升。在北伐战争中，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后曾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孙良诚实力大损，一度闲居天津。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良诚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等职，但他自视为“杂牌军”，感觉备受中央军（如汤恩伯）的排挤和刁难，补给困难。加之其权力欲望极强，始终以保存和扩充自身实力为首要考量。
1942年4月，在认为“人不要我，焉能强求”的借口下，孙良诚在鲁西南率部2.5万人投降日伪，成为抗战早期公开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对华北抗战局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汪伪政权任命其为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伪苏北绥靖主任等职。
即便在投敌后，孙良诚仍通过关系向蒋介石表白，声称自己是“保存实力，再图良策”，并积极扩充部队和地盘，其行为充分体现了其投机取巧的本性。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部被蒋介石重新收编，任命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暂编第二十五师师长等职，参与内战，对抗解放军。
1948年，孙良诚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107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其部队于江苏睢宁被解放军包围。起初他试图以“起义”为名获取更大利益，甚至向中共索要黄金两千两作为条件。因其反复无常的过往，中共只接受其投诚，不接受起义。最终，在部下的促成和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下，孙良诚于1948年11月13日率部5700余人缴械投诚。
投诚后，孙良诚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策反其西北军旧部、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在获得解放军同意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周镐、王清瀚（时任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地下党员）等人陪同前往蚌埠。
然而，孙良诚见到刘汝明后，为表“忠心”并脱身，竟当场出卖了陪同的周镐、王清瀚以及仍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谢庆云（1944年已加入中共），导致周、王、谢三人随后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惨遭杀害。
孙良诚此举旨在向国民党表功，希望能被重新接纳。
但孙良诚的背叛行为并未换来蒋介石集团的信任。他虽一度被国民党任命为国防部上将参议，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并未获得实权，后被冷落。
上海解放后，孙良诚化名“孙云”试图藏匿，最终在周镐烈士遗孀吴雪亚的努力追寻和指认下，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后，他被送往山东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或称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1年末，孙良诚突患中风，后引发脑溢血，于1952年3月6日病死于狱中（一说1951年病死）。
郝鹏举，1922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192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中原大战后，郝鹏举首次叛变，转投蒋介石。
1940年，郝鹏举因与下属妻子丑闻被蒋介石追究，二次叛变，逃离重庆，投靠汪伪政权。
抗战胜利后，郝鹏举部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参与反共内战，如果单纯从叛变的角度讲，这是他第三次叛变。
1946年1月，因受国民党嫡系排挤及军事压力，郝鹏举在台儿庄前线“起义”，宣布“退出内战”，所部改编为“中国民主联军”，这是他第四次叛变。
1947年1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解放区。郝鹏举错误判断形势，认为解放军难以抵挡，加之其本就“坐机待变”、“视军队为私产和政治投机工具”，于是决定五度叛变。
1947年1月23日，郝鹏举暗中接受国民党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任命。1月26日晚，他扣押了中共派往其部队的联络人员，包括朱克靖（后被押往南京，壮烈牺牲）等人。1月27日，郝鹏举发表所谓“还军于国”的通电，公开叛变投蒋。
此后，郝鹏举部被蒋介石驱使进攻解放区。1947年2月6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卫反击，于2月7日全歼其总部及两个师，生擒郝鹏举。他被俘后曾要求见陈毅，陈毅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
关于郝鹏举的最终下场，据记载，1947年4月（一说5月），郝鹏举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警卫人员击毙。也有资料称其于1947年夏初在押送途中逃遁被击毙。
郝鹏举的一生，是一部投机钻营、反复叛变的失败史。他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民族气节，一切以个人私利和保全实力为转移，不断在各方势力间摇摆。其屡次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为正义人士所不齿，也最终失去了任何一方的信任，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陈毅元帅在其被俘后所作的《示郝鹏举》一诗：“教尔作人不做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可谓对其人格和行径最为贴切的讽刺与总结。
庞炳勋是河北新河人，早年经历颇为曲折。他读过书，后投笔从戎，加入清军，并曾秘密加入同盟会。后在军阀阵营中辗转，先后效力于孙岳、冯玉祥等部，因其善于钻营、保存实力，在军中得名“庞拐子”（因南口一战脚致残）。中原大战后，他叛冯投蒋，被蒋介石收编，担任第40军军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庞炳勋曾积极请缨抗日。他最为人熟知的是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率部守卫山东临沂，与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师团血战，成功阻滞日军南下。当时他的部队虽为“杂牌军”，但作战英勇，伤亡惨重，一个团甚至打得只剩不到300人，因此一度被誉为“抗日英雄”，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4月，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的庞炳勋部在太行山区遭遇日军5万余人扫荡。部队被击溃，他与总部失散，最终在一山洞中被俘。
关于他投降的原因，主要有几种说法：
1. 走投无路被迫投降：部队打光，身陷重围，为保性命而投降。
2. 已投日的孙殿英劝降：其旧部、已投降日军的孙殿英出面劝降。
3. 日军情报人员策反：日军少尉田中彻雄（中国通，长期对庞进行情报工作）利用其心理弱点并进行威胁利诱。
4. “奉命曲线救国”：有传言称其是奉蒋介石密令“诈降”，但此说缺乏确凿证据。
庞炳勋投降后，被汪伪政权任命为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据其家人回忆，他在北平软禁期间，女儿曾说：“当年你若能慷慨赴死，何等光荣？如今活着受人摆布，真不如死了好！” 令其无地自容。
日本投降后，庞炳勋迅速向蒋介石“投诚”。蒋介石并未追究其叛国罪，反而重新授予其军职，命其指挥第40军参与内战。但在邯郸战役中，其部几乎全军覆没。此后，他逐渐失去实权，仅担任“国防部咨议”的闲职。
1949年，庞炳勋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在台湾，他并未受到重用，晚年生活颇为落寞，曾与另一位西北军旧友孙连仲合开餐馆“度小月”维持生计。
1963年，庞炳勋在台北病逝，终年85岁。
庞炳勋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有过高光时刻，在台儿庄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他也有失节行为，在困境中选择投降日军，背负了汉奸的骂名；他善于见风使舵，能在战后重新获得蒋介石的接纳，但也因此在军事上不再被信任；晚年，他远离权力中心，也算上了岸，最终在潦倒和乡愁中了却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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