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死后，张作相为何不和张学良争夺东北大权？选择是对是错？
1928 年6月4日，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被炸毁，这位叱咤风云的 “东北王” 重伤不治身亡。消息传回奉天（今沈阳），奉系集团陷入权力真空，一场潜在的继承危机骤然浮现。
此时，在奉系内部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并非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而是与张作霖同辈、被称为 “辅帅” 的张作相。
张作相出身绿林，与张作霖一同奠定奉系基业，在奉系军中与政界均拥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当时东北军政各界普遍认为，张作相是接替张作霖的最佳人选， 他既有平定内乱的威望，又有应对日本的经验。
然而，这位手握重兵、资望甚高的老将，却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年仅27岁的张学良继位，自己甘居辅佐之位。
这一选择背后，既有张作相和张作霖数十年的深厚感情，也离不开对东北危局的清醒认知。
从绿林盟友到生死之交
电视剧《少帅》剧照
张作相与张作霖的关系，是理解这一历史选择的主要线索。尽管两人同姓 “张” 且名字仅一字之差，却并非血缘兄弟，而是来自奉天海城县的同乡。
1881年出生的张作相比张作霖小 4 岁，早年同为贫苦农民，因不堪官府压迫投身绿林。1902 年，张作霖接受清廷招安时，张作相便已是其麾下骨干，两人在枪林弹雨中结下过命交情。
在奉系崛起的过程中，张作相始终是张作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后，破格提拔张作相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将守卫奉天省城的重任交予他；1919年，张作霖为巩固对吉林的控制，又派张作相担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
在吉林任内，张作相推行 “整顿财政、发展农商” 的政策，修建吉敦铁路、创办吉林大学，不仅稳定了地方秩序，更为奉系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当时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曾在日记中记载：“辅臣（张作相字）治吉五年，库银增三百万，百姓安堵，此乃雨亭（张作霖字）之福也。”
这种信任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达到顶峰。
电影《直奉大战》剧照
奉系战败后，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任命张学良为参谋长，而实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处长正是张作相。
在整理处期间，张作相全力支持张学良推行军事改革，淘汰旧军痞、提拔军校生，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老部下。
某次，张作相的同乡、旅长汤玉麟因反对裁军大闹会场，张作相当众斥责：“雨亭公信任我等整顿军队，若因私废公，何以面对东北父老？”
张作霖对张作相的倚重，还体现在权力继承的预先安排上。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1927年张作霖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曾在一次家庭宴会上对张作相说：“辅臣，我这儿子汉卿（张学良字）年纪太轻，性子毛躁，将来我若有个三长两短，东北的事就全靠你多费心了。”
这番话虽未明言继承人选，却已暗示张作相未来的辅政角色。
而张作相当时的回应是：“大帅放心，汉卿聪明过人，只是需要历练，我定当全力辅佐，绝无二心。”
这种数十年的生死情谊，使得张作相在张作霖死后始终坚守 “托孤” 的承诺。
1928年6 月19 日，张学良从河北滦县秘密返回奉天时，第一个见到的军政大员便是张作相。
据当时在场的奉天省长刘尚清回忆，张作相见到张学良时 “泪流满面，跪地叩首，称‘少主回来了，东北有救了’”，其态度之虔诚令在场众人动容。
这种情感基础，从根本上排除了张作相争夺权力的可能性。
以“托孤大臣”自居的张作相
张作霖虽为军阀，却始终以 “东北大家长” 自居。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嫡长子，从出生起就被视为“继承人”。1919年，还不到19岁的张学良便被任命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这是当时奉系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更是让张学良主导整军经武，有意培养其威望。
到1928年，张学良已担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这是奉军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相比之下，张作相虽资历更深、威望更高，却缺乏统战奉系的“合法性”。
当时奉系元老中，王永江、刘尚清等文官明确主张 “子承父业”，认为只有张学良继位才能 “上安宗庙，下抚百姓”；而杨宇霆、常荫槐等实力派将领虽对张学良的能力存疑，却也不敢公开挑战这一传统。
杨宇霆对张学良很不以为然，可即便如此，也曾私下对人说：“汉卿虽嫩，然乃帅主血脉，我等岂能越俎代庖？”
张作相本人在张作霖死后，以“托孤大臣”自居，显然根本没有接过奉系指挥大棒的想法。
据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回忆，皇姑屯事件后，张作相在奉天省议会紧急会议上曾公开表示：“雨亭公创业二十年，东北已成张家天下。我与雨亭公虽情同手足，终究是外姓人。若我继位，便是欺主篡位，不仅愧对雨亭公在天之灵，更会让天下人耻笑。”
张作相这番话既是表明心迹，也是在向其他觊觎权力者施压。
1928年7月4日，张学良在奉天举行 “东北保安总司令” 就职仪式，张作相作为首席“辅政大臣”，率全体军政要员向张学良行三鞠躬礼，这一仪式通过报纸传遍全国，彻底确立了张学良的合法性。
当时上海《申报》评论道：“张氏叔侄此举，实乃以传统伦理维系现代军政，虽有旧痕，却解燃眉之急。”
危局下的正确选择
张学良
张作霖死后的东北，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一现实困境迫使张作相必须以大局为重。
皇姑屯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关东军 “满蒙政策” 的极端体现， 日本军部早已视张作霖为 “满蒙独立” 的障碍，炸死他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东北权力真空，趁机武力占领东三省。
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显示，关东军在事件后已秘密制定 “奉天紧急占领计划”，只需大本营一声令下便可出兵。
在这种背景下，东北的最大威胁并非谁来继位，而是能否避免内部分裂。
张作相深知，一旦自己与张学良发生权力之争，必然引发奉系内战，日本便可名正言顺地 “出兵调停”，实现其侵略野心。
张作相在给吉林军务帮办张景惠的密电中明确指出：“日人虎视眈眈，正盼我等内斗。若自相残杀，东北将不复为中国所有，我等皆成千古罪人。”
奉系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倒戈事件，实力已大不如前。张作相深知奉军内部派系林立 ， 既有跟随张作霖起家的 “老派”，也有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新派”，还有杨宇霆为首的 “士官系” 和郭松龄的旧部派系。
这些派系只有在 “张家天下” 的旗帜下才能保持平衡，若张作相上位，“老派” 可能支持，但 “新派” 和 “士官系” 必然反对，奉系的内战恐怕就要发生了。
张作相的大局观在 “东北易帜” 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28年12月，张学良决定宣布东北易帜，杨宇霆、常荫槐等人以 “易帜会受制于南方” 为由坚决反对。
关键时刻，张作相公开表态：“易帜非为南京，实为东北三千万父老。”
在张作相的支持下，张学良最终顺利完成易帜。
甘当绿叶的辅帅
张作相
张作相选择辅佐而非争夺，是以更稳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东北的稳定。
在张学良继位后，张作相担任了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兼 “吉林省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东北实际的 “二把手”。
这种 “少主在上，老臣主政” 的模式，既符合传统政治智慧，又能弥补张学良经验不足的缺陷。
在具体政务中，张作相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经济上，他延续了在吉林时的政策，支持整顿财政，反对张学良的过度军费开支；军事上，他主导了奉军的缩编工作，将原有40万军队精简至25 万。
张学良对张作相始终以 “辅帅” 相称，重大决策必与其商议；而张作相也恪守本分，从不越权行事。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辅帅对我如父，我对辅帅如师。东北的事，大主意我拿，但必须先听他的意见。”
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刘备与诸葛亮的 “白帝城托孤”，也不同于顺治与多尔衮的 “摄政王模式”，而是基于信任和现实需要的特殊平衡。
张作相的这种选择，也使其在奉系内部获得了更高的威望。
1929年1月，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处决，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而张作相不仅未受牵连，反而因 “稳定大局” 被进一步信任。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曾想任命张作相为 “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凌驾于张学良之上，被他坚决拒绝：“委员长之位，非汉卿莫属。我辅佐即可，不敢越位。”
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张作相不与张学良争夺“东北王”的位置，其选择维护了东北的暂时稳定，避免了权力真空引发的内乱，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侵略的步伐。
从传统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一次成功的权力交接，既遵循了张作霖生前所希望的 “父死子继” ，又实现了 “老臣辅政” 的平衡。
但这一选择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张学良虽有爱国之心，却缺乏其父张作霖的铁腕与远见。而张作相的过度 “礼让”，也使其未能及时纠正张学良的决策。
“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痛心疾首，曾对家人说：“我虽保住了忠义之名，却未能保住东北河山，愧对雨亭公，愧对百姓啊！”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张作相的选择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必然性。张作相以自己的威望和操守，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这本身已是很大的贡献，对他不能过多苛求。
正如历史学家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所评价的：“辅臣之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忠其义，可昭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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