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朝内阁三巨头权斗
011380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个年头，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朱元璋没说出来的“罪名”，是丞相这个职位对皇权构成了钳制，让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得劲儿。杀完胡惟庸，朱元璋顺势废除了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自然也就消失了。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如有臣下胆敢奏请立相，立即凌迟，全家处死。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规定宫中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因为他认为文盲无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历朝历代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无外乎权臣和权阉，他想一举把这两种潜在的势力收拾掉，一劳永逸，确保大明千秋万代。
然而，独裁的欲望是无穷的，独裁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废除丞相职位后，朱元璋被朝廷内外的日常事务彻底淹没。连他这么一个打了鸡血一样的人都顶不住，只好设置四辅官来协助自己处理政事，那么他的后代就更吃力了。
成祖朱棣在位时设置了内阁，到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两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辅政，虽无丞相之名，但权力已经很大。从英宗朱祁镇到武宗朱厚照时期，宦官势力抬头，出现了好几个大权阉。此后，权阉与权臣始终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朱元璋的制度设计算是完全“破功”了。
不过，在皇帝、内阁、太监三种势力中，皇权终归是最后的赢家，也将是最后的输家。
02
经过多年的隐忍，徐阶终于在1562年扳倒了严嵩，成为嘉靖时期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继任首辅后，徐阶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夏言、严嵩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此外，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徐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的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些举措很符合徐阶的个性。
徐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当初他与严嵩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就绝不出手。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请教该如何分清好人坏人，徐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说的大概是他的切身体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阶推荐国子监祭酒高拱、吏部尚书郭朴进入内阁。在徐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高拱为政干练，又是储君朱载垕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但事后复盘时人们才发现，高拱对徐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皇帝去世时，内阁辅臣中仅徐阶一人在场，高拱、郭朴等都不在。草拟遗诏时，徐阶竟然还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居正拉了进来。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的是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皇帝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此前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嘉靖皇帝临终醒悟，反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徐阶借嘉靖皇帝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徐阶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发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只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隆庆元年（1567），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扩充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他有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高拱在嘉靖皇帝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是来自徐阶的指使。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皆认为高拱是在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试图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很快，言官之间开始进行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了一锅粥。
明朝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徐阶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官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在朝中“倚老卖老”。直到这一刻，徐阶才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终结了。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做了最后的托付。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起此次别离，形容自己“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却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他赢得着实艰难。
隆庆三年（1569）年底，高拱出人意料地重返内阁。据《明史》记载，是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赵贞吉在十几年前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所以才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在商业中，行业老大和行业老二“打架”，最后受伤的往往是行业老三。政治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既然谁都得罪不起，那就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选择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隆庆五年（1571）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但他却忽略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03
当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敏感地体会到被权力挤压的窘迫，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回味、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度量。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皇帝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他不分青红皂白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皇帝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皇帝遗诏的参与者。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的徐阶。
早年的张居正曾因看不惯恩师徐阶的无所作为和对严氏父子的隐忍退让，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了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但3年后，当张居正重返京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3年前简直冲动得像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为了达成目标，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压制，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高、张二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若有机会入阁拜相，必当同心勠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助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提出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正是因此，在高拱的主导下，大明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而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也大多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目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目的。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权斗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他们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掩护下终于免受追责。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3万两银子，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见张居正指天赌咒，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再与徐阶公开来往。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他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留下遗言，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三大臣许诺，愿同心辅佐幼主，共渡难关。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在告慰先帝，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在新登基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历史上，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眼见司礼监的人事安排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朱翊钧年纪小不懂事，是在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他旁边，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到底拜的是皇帝，还是一个阉人呢？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万历皇帝召集百官。随着皇帝升驾，众人抬眼望去，只见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那一刻高拱浑身战栗，他知道，这次是自己输了。
冯保当众宣读了万历的诏书，厉声呵斥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高拱当场被褫夺一切官职，勒令即日离京，遣返原籍。《明史》记载，高拱“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出”。
随后，张居正与高仪联名为高拱求情。精明的高拱这才反应过来，他最终是败在这个搀扶着他出宫，还假装为他求情的人手里。
张居正自始至终都对高拱的离去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后联手冯保搞垮高拱的阴谋却未能逃过高拱的眼睛。只是他俩在世时，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纸。后来，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还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都是手腕罢了。
张居正早已修炼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高拱去职后，张居正再度联合冯保，想通过制造一起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只是后来没成功，贫病中的高拱得以捡回一条命。
作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
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他仔细回忆，把自己参与的政事都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到1582年去世为止，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最初10年到达个人权力的巅峰。他担任内阁首辅的10年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他这个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权势最大的一任。
04
张居正死后，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发动了针对张居正的总清算。
高拱此时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忆录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版了，成为皇帝下定决心剥夺张氏家族权势的催化剂。谁也不曾想到，高拱竟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复仇。
如同高拱当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张居正最大的罪名归结起来也就一条：威权震主。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戳到皇帝的痛处。
（摘自《大明300年》 艾公子/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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