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中，除了张作霖遇难，车上还有一位大人物，他是谁？
1928年6月4日凌晨，沈阳郊外一声惊天爆炸震撼了整个东北大地，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被炸得支离破碎，成为历史上震撼人心的“皇姑屯事件”。人们都知道这起爆炸终结了一代枭雄张作霖的生命，却很少有人记得，爆炸发生时，车上还有另一位奉系重臣。
他头部被硬铁扎人，当场身亡。
他是谁？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冻伤舌头的放牛娃1863年秋，在奉天昌图兴隆沟的一个贫寒村庄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
他的名字叫吴兆恩，后来改名吴俊升。
家里穷得叮当响，祖上是山东历城的庄户人，赶上咸丰年间闹灾乱，一家老小被迫加入“闯关东”的大潮，颠沛流离几千里，才在辽北这片贫瘠又寒冷的土地上寻得一处栖身之地。
吴俊升打小没见过什么好日子。
五岁随父迁居郑家屯，才刚能走稳路，就被撵去喂猪、放牛、砍柴、掏粪。
八岁那年，村里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他爹吴玉为了给人贩马，走南闯北，常年在外奔波。
吴俊升便早早成了家里半个顶梁柱，一天到晚围着牲口转。
他从不怕脏不怕累，但说起话来却总让人忍俊不禁。
那时候村里人都喊他“吴大舌头”，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说话老是“叽哩哇啦”地打结，尤其一着急，一句话能卡三回。
至于这个外号的真正来源，说来也滑稽。
据说吴俊升还小时调皮捣蛋，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熊孩子”，有一年冬天，天气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村里几个孩子打赌谁敢用舌头去舔院门口的栏杆。
吴俊升眼睛一亮，拍着胸脯说：“我来！”结果舌头刚贴上去便被冻得死死的，怎么也拔不下来。
等他爹赶来用水泼开时，小吴的舌头已经血肉模糊，从此说话就带了点“磕巴”，也就落下了“吴大舌头”这个名字。
他对牲口格外有感情，尤其是马，看马吃草、看马啃盐，看马怎么打滚、怎么踢蹄。
他爹是老马贩子，平日里教他怎么看马腿、摸马鼻、掀马嘴，久而久之，他竟也学出点门道来。
可光靠识马，填不饱肚子。
17岁那年，他下定决心要出门闯一闯，他去了康平大屯，投奔当时清军设在那里的捕盗营。
部队管饭，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三年后，他攒下一点积蓄，咬咬牙自掏腰包买了匹老马，还磨了把单刀。
这一举动让当时把总丁春华颇为赏识：“这小子有心气。”
于是将他从伙房提拔为骑兵，正式踏入军旅之路，吴大舌头虽然话说不利索，但马术是一等一的好。”
吴俊升从什长升到哨长，再到把总身边的得力助手，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
他不同寻常的命运，也由此正式开始了。
义结金兰
1906年，镇上来了个新人物，他不是走路进来的，而是骑着一匹皮毛锃亮的青骢马，一身劲装。
他叫张作霖，一个在辽西闯荡多年的军人，因战功调防于此，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的一路头领。
而迎接他的，就是驻扎在郑家屯已久、早已小有声名的吴俊升。
按理说，两人相识应当拘谨客套，但偏偏命运就像安排好的剧本一般，让这两个同样出身草根的汉子，一见如故。
那一晚的酒喝得极豪放，没有官场那一套虚情假意，满桌的花生米、咸菜、羊杂汤，几碗烈性高粱酒下肚，两人都说得满脸通红。
从那晚起，两人如兄如弟，每次出征，皆同行，每场剿匪，皆并肩。
两人志趣相投，性情互补，很快便结成了生死交情。
不久之后，几位驻军将领也渐渐靠拢，一来二去，马龙潭、张景惠、汤玉麟、冯德麟、张作相、孙烈臣等人也都与他们交好。
几人在郑家屯郊外的庙台上饮酒夜话，酒过三巡，张作霖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把旧香灰，用手指一抹，洒在火盆中。
他站起来，说：“各位兄弟，咱们这一生，早已是身不由己，但若有来生，还愿兄弟同桌饮酒，同床卧雪。”
他顿了顿，仰天一饮：“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众人一一响应，举杯对饮，火光映照下的誓言，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又实现在谁身上。
在这几人之中，吴俊升排名老二。
时间久了，有人背地勾连外援，有人暗藏异心，吴俊升却从未动摇过对张作霖的忠心。
硬刚日俄在那个山河破碎、列强环伺的时代，东北不仅是中国的粮仓，也是外敌觊觎的军事要地。
日本虎视眈眈，沙俄暗中捣乱，一场场不见硝烟的较量，正在辽阔的白山黑水之间悄然酝酿。
1921年6月，时任奉天军第二十九师师长的吴俊升得到密报，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正押运五十辆军火大车，秘密穿越郑家屯一带，企图将武器运往策动“满蒙独立”的叛乱分子手中。
得此消息，吴俊升亲自率骑兵精锐设伏于沿线。
待敌车进入射程，他一声令下，数百骑兵如猛虎下山，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短短一刻钟，日军死十三人，叛匪九人被歼，剩下的兵丁四散而逃。
松井清助胸部中弹，重伤瘫倒在地，而那批企图颠覆东北局势的军火，也在一场爆炸中化作火球，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场突袭虽然震惊了日方，却也激起了他们的报复心。
此后数年，日军数次试图绕道偷运武器，从蒙古草原、从辽南丘陵，甚至从朝鲜边境秘密推进，但每一次都被吴俊升的部队精准拦截。
但日本并不是唯一的麻烦，几乎在同一时期，沙俄也在悄然布局。
他们支持内外蒙古的一些王公贵族暗中集结兵力，妄图借中国内乱之机，趁火打劫。
蒙古郡王乌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叛乱头目。
乌泰自称“大蒙古帝国第一路总司令”，得到了沙俄大量金援武器支持。
他拉起一支号称三千人的部队，自归流河一带出兵，直扑洮南、突泉方向。
消息传来，吴俊升勃然大怒，只带着手下马不停蹄直奔前线。
那是1921年9月的一天，吴俊升率军昼伏夜出，绕过乌泰的正面防线，从北侧突然发起进攻。
叛军猝不及防，被打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吴部又奇袭嘎喜喇嘛庙，逼乌泰后撤。
至9月13日，他们攻克乌泰王府，乌泰本人仓皇逃入索伦山中，连夜带着老小辗转山林，不敢再言独立。
此次战役，吴俊升所部硬是在几日内连下数城，俘敌百余，斩首数十，打得乌泰全线崩溃，沙俄援助的图谋也随之破灭。
捷报传回奉天，张作霖喜出望外，为吴俊升请功，奉天军民为之振奋。
一诺赴黄泉1928年，整个中国如一锅沸水，滚滚翻腾。
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北洋军阀各自为战，节节败退，奉系大帅张作霖风声鹤唳，腹背受敌。
昔日权倾一时的“东北王”，也有些风烛残年的影子。
就在这风雨欲来之际，吴俊升正在黑龙江督军府内夜不能寐。
桌案上是刚从奉天传来的加急电报，北京保不住了，他准备“出关通电”，辞去“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归返奉天。
有人说，张作霖这次是自掘坟墓，既得罪了南方新贵，又得罪了倚重多年的日本人，此去关外，凶多吉少。
但吴俊升没有犹豫，他几乎是第一时间表态：“我要亲自去山海关。”
那年，张作霖拒绝接受日本开出的诸如“满蒙自治”、“驻军护路”之类的无理条件。
即便清楚日本的阴险狠辣，他仍坚决，这番话传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耳中，立刻引起震怒。
于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暗杀悄然展开。
他们选中了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汇处的三洞桥，提前在桥下埋下三十多袋炸药，配上远程电引装置，并部署了一个小分队作为备用杀伤力量。
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准备返奉。
他的专车为第80号包车，位于整列22节车厢的中段，外表金黄，内设钢板防弹装置，看起来安全无虞。
而此时的山海关车站，夜色正浓，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已在站台等候多时。
列车重新启程，天色渐明，车厢内仍是寂静无声。
6月4日凌晨5点，专列驶入三洞桥区段，就在列车缓缓行至正中时，隐藏在不远处的日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了引爆装置。
一声震天巨响，三十袋炸药几乎将桥体炸得支离破碎。
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重伤昏迷，吴俊升在同一节车厢中，头部被铁片贯穿，当场脑浆迸裂，气绝身亡。
据幸存者事后回忆，吴俊升他坐在张作霖的对面，两人之间只隔着一张小桌。
张作霖被抬回大帅府抢救，但终因伤重不治，于当日去世。
奉系八兄弟中的两位，最终履行了那句年少轻狂时许下的誓言：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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