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此生最不后悔“西安捉蒋”，但是后悔杀了杨宇霆
“汉卿，你真下决心了？”——1936年10月，距西安事变还有两个月，张学良在临潼温泉旅社的房间里，被副官这样追问。他没有多答，只是点了点头。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一幕，他仍然肯定自己当时的判断，却对七年前的一次枪声悔痛不已。悖论由此展开：为何敢于绑蒋，不敢回望一纸手令下的流血？1946年，曲折辗转的“幽禁生涯”刚开始，蒋介石给张学良准备的并非“好茶好饭”，而是一份态度：一句“你先反省十五年”外加层层看守。外间猜测他是否懊悔西安捉蒋，他却对狱友表示“要做还做”，情绪平稳得惊人。惟独提到杨宇霆，少帅眼神黯下，“那一夜太冲动”——这是最早的口述版本，地点在北碚。时间拨回1928年底，两条路径在东北上空交叉，导致后面所有命运的倾斜。
张作霖遇刺身亡的消息刚传到沈阳时，奉系元老们乱作一团，最先稳住局面的居然是杨宇霆。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性格强悍、算盘精细，连老帅都对他“又怕又用”。不过在名义继承人张学良眼里，杨更像一堵必须跨过的墙。奉军内部早分成士官派和保定派，枪口虽朝外，刀子却总悬在自己人脖子旁。杨宇霆执掌财政、军械、交通，一口气把所有要害都攥在手里。有人悄悄对张学良说：“少帅，你要是真想坐稳，得先过杨大帅这关。”
1929年1月10日凌晨，盛京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常荫槐带兵入内，几声短促枪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成了冰冷数字。表面理由是“抗命谋乱”，私下原因则复杂得多：一是杨在北京擅自与白崇禧谈判，二是铁路线拨款上公然驳斥少帅。放在当时语境，这叫“藐视主座”。张学良下手之快，连张作相都来不及劝阻。老奉系讲究“兄弟可以翻脸，最好别下死手”，这一刻传统被打断，也种下后面分崩的种子。
短暂的肃静之后，东北军表面服帖，暗里却再难凝聚。吉林的张作相开始自保；黑龙江的万福麟只做最低限度配合。两年后中东路冲突爆发，张学良急调兵力，老部下却慢条斯理推托，“路远天冷，等补给。”苏联红军打进来，前线官兵纷纷抱怨：少帅自毁后援线，怎叫弟兄拼命？这股离心力，在1931年九一八夜彻底失控——士官派多半借口“枪火难敌”主动撤离，剩下二万余守军根本挡不住关东军重炮。
可以说，张学良失去东北的第一颗骨牌，就倒在他亲手签发的处决令上。然而西安事变时，他又展现了罕见的冒险勇气。1936年12月12日凌晨抓蒋的计划，来自杨虎城幕僚的“蔣陵行动”草案，张学良本人拍板。张、杨与共产党密谈的底牌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认定这是为民族找出路。有人提醒：“少帅，上次你杀了杨宇霆，奉军散了；这回捉蒋，恐怕自身难保。”张学良答得很直，“抗日大义重于个人安危”。
事实证明，西安事变虽然迫使南京当局暂缓“剿共”政策，但也让张学良付出半生幽禁。1949年前，软禁点不断南迁：奉化梅岭、溪口溪边楼、漳州泰安里；1949年后又转至台湾新竹清泉岗、台北北投。日子漫长单调，他却屡屡重申——捉蒋无悔。此番坚持一是他确信抗战格局因此得以提前凝结，二是认为蒋如不被逼迫，日军或可长驱直入华中。一名守卫曾偷偷问他：“如果再来一次，还抓不抓？”张学良望向窗外，“抓，当然抓。”
可说到杨宇霆，他的表情就由坚决转为迟疑。1979年，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探视，他叹道：“那件事，太冲。”一个“冲”字，道尽情绪化与判断失衡。以奉系惯例，只要杨肯低头，顶多外放边镇。张学良却急于拿掉心腹大患，失了分寸。往后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西北实战时海葬“老朋友”，成了自己后来尴尬的伏笔。面对唐德刚的追问，他加了一句，“人留一步，日后好相见。”这话若早点想通，也许东北军不致四散。
1991年4月，他获准旅美养老。夏威夷丹尼尔井边小屋常有政坛旧人来访，大家喝咖啡讲往事。聊到“生平最大遗憾”，少帅摇头苦笑：“我不信命，但信因果；西安不必改，杨宇霆那一枪，改得掉就好了。”同期蒋纬国写信劝他“放下历史包袱”，却没改变这看法。至1990年代末，张学良回顾自己从21岁长春混迹到93岁夏威夷的七十年，始终坚持同一尺度：国家民族利益凌驾个人，但对内部同僚，刀锋过猛，遭殃的是后续战力与民心。
话题绕回1936年的那间旅社。副官追问“真要这么做”时，张学良以沉默回应。那夜他没想到日后幽禁会超半个世纪，更未料到自己的悔恨悬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前者关乎国家存亡，他认为值得；后者关乎组织凝聚，他承认失策。两条线纠缠，构成一个复杂且真实的少帅——敢于向上挑战，却终究败给了对部属的猜忌与冲动。凡事分轻重，他对西安事变满怀坚决，对杨宇霆之死满怀歉意，态度截然不同，却皆出自同一颗矛盾的心。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