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獬被贬告诉我们，光有政治头脑还不够，政治路线错了，一样不行
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刚刚即位，就召王安石入朝，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明眼人都知道，王安石这是要被新帝重用了，拜相只是迟早得事情，翰林院的一帮同僚纷纷道喜，唯有另一个翰林院学士郑獬眉头紧锁，为啥呢？因为他和王安石有旧怨。
王安石
在嘉祐三年（1058年）的时候，正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和郑獬、滕甫一起去开封府主持考试。
在当时，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人。
王安石不用说了，少有才名，要不是应试赋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惹得仁宗不快，他就是庆历二年（1042年）的状元。
而滕甫呢？是少有的两次连中探花的奇才，而且还是范仲淹的表弟，朋友圈也都是苏轼这样的大文豪。
至于郑獬，更不得了，是皇祐五年（1053年）的状元，可以说，这三个人，就是大宋文坛的顶级大佬。
在宋朝，科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滕甫阅卷的时候，屡屡称赞一张试卷，引起王安石的注意。
王安石觉得，既然滕甫都为此称赞，必然不凡，自己阅过之后，就列为一等。
只是等拆封的时候，王安石有些不开心了，原来此卷的学子是王观。
王观为人刻薄，王安石早就不喜，如今却被自己列为一等，心里有些不快，恰好王观又和滕甫是师兄弟，王安石认为，这是滕甫故意为之，就是好让自己将其列为一等。
疑似滕甫的墓志铭
可滕甫，觉得自己很冤枉，毕竟考卷都是糊名的，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王观的卷子，而且科举是为国选才，自己不屑更没必要去搞舞弊，平白无故被指责，滕甫很是冤枉，在辩解的同时，还操着家乡东阳话发了毒誓：“苟有意卖公者，令甫老母下世。”
拿自己的母亲去世发毒誓，搞得王安石有些尴尬，讪讪地表示：“凡事须权轻重，怎么能用太夫人为赌咒呢？”
二人不欢而散，至于郑獬，他和滕甫是同榜进士，一个状元，一个探花，关系很不错，王安石和滕甫闹矛盾，顺带着对郑獬的观感也很不好，滕甫像言辞粗俗屠夫，郑獬则如卖酒的鄙俗之人，二人合在一起，就是“滕屠郑沽”。
一个状元，一个探花，却被安上屠夫和卖酒的诨号，说不气人那是假的，双方由此结怨。
一个状元，一个探花，却被安上屠夫和卖酒的诨号，说不气人那是假的，双方由此结怨
但谁知王安石被宋神宗看重，还进入了翰林院镀金，为日后拜相做准备，这让郑獬的处境很微妙了。
毕竟郑獬已经先王安石入翰林了，而且还是属于老资格的翰林了，按规矩，翰林学士上朝，是按资历站位的。
换句话说，等下次上朝的时候，郑獬会站在最前面，王安石则会站在后面。
若是公事公办，也没人说什么，但毕竟和王安石有旧怨，郑獬不免有些纠结，到底该不该巴结一下，趁机消除此前的旧怨，好让自己仕途顺利一下？
当然，郑獬眼里的巴结，自然不是金银这些铜臭，而且郑獬为官清廉，也没啥可送的，他眼里的巴结无非是礼仪上的，比如无视传统和资历，让新入翰林的王安石站在自己前面。
宋神宗画像
说干就干，郑獬立即上书宋神宗，说王安石不管是文才还是能力，都远超自己，所以，朝会的时候，自己应该站在其后面。
而宋神宗呢？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召见了王安石，将郑獬的提议告诉了他。
王安石一听，当即否决：“岂可徇郑某谦抑，而变祖宗典故耶？”
作为当事人的王安石都表示了拒绝，宋神宗自然也没有批准。但几天后，郑獬再一次上书，要是朝会的时候，王安石不排在前面，他就此辞了翰林院学士位置。
宋神宗一看，既然郑獬态度如此坚决，自己也不好反对，就下旨让王安石朝会站在郑獬的前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郑獬不愧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简单的一次上书，却让三方获利。
对于宋神宗而言，郑獬这样的老资格翰林学士都主动上书谦让，是表达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的舆论支持，而宋神宗支持郑獬提议，恰巧也是对王安石示恩。
对于王安石而言，能站在朝会前面，体现了宋神宗对他的重视，尽管这违背祖宗典故，但第一次，他是明确拒绝的，第二次是宋神宗亲自下旨的，自己不是主动要求的，自己的名声一点不受损。
对于郑獬而言，虽然失去了在站在朝会前面的位置，但以宋神宗对王安石的重视，王安石迟早还是站在自己前面，自己不过提前主动而已，此举既获得了宋神宗的好感，也缓和了与未来宰辅的关系，一点都不亏。
事后呢？郑獬母亲迁坟，王安石亲自为其写墓志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礼让，的确王安石和郑獬的关系的确缓和了不少。
按照大家的想法，郑獬后面仕途，必然一片光明。
但次年，郑獬就被变为杭州知州，后一路再贬，最后在提举南京鸿庆宫任上去世。
郑獬明明对官场看的透彻，政治头脑也不错，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呢？说白了，做官呢，仅仅只有政治头脑还是不够的，还得把握当朝的基本政治走向。
而偏偏，郑獬和王安石走的相反的道路，即反对变法，是典型的守旧派。
宋神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天子，重用王安石，就是为了变法图强，可郑獬，却一次次的走在和宋神宗和王安石意见相反的道路上。
宋神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天子，重用王安石，就是为了变法图强
治平四年（1067年），西北名将种谔，在没有朝廷的允许情况下，擅自出兵围困绥州，获一万五千户口，牲畜百万。
消息传来，宋神宗开心不已，当即下旨，准备重赏种谔。
但群臣呢？却认为种谔违背祖宗之法，擅自出兵，轻启宋夏战事，按律当下狱。
实际上呢，这件事是宋神宗私下下密旨的，一直以来，宋神宗都想获的军功，刚刚即位，就让种谔取横山，包围西夏，而这道没有经过枢密院的密旨，是由延州转运使薛向带给他的，因而整个出兵计划，种谔的上司，也就说延州经略陆诜并不知情。
种谔不负众望，取得宋夏开战一来，最大的军事胜利。
可惜这次大胜，换来的却是守旧官员的反对，比如郑獬，宋神宗争不过，只好下旨，将种谔押送开封问罪。
而郑獬忤逆宋神宗，算是在宋神宗心里埋下一根刺。
虽说后面因给王安石让位，稍微有些缓和，但本质而言，郑獬在政治路线上，是和宋神宗相反的，也必然反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
熙宁元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
而刚当上参知政事不久，王安石就颁布司法新规，心中一条就是，在谋杀罪中，如果有自首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刑，此举遭到包括另一个参知政事唐介等人的反对，认为谋杀罪罪大恶极，自首不能减刑。
王安石变法
而后，知开封府的郑獬就以实际行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当时开封出了一个谋杀案，一个叫喻兴的人，和妻子一起谋杀了阿李，案发后，选择了自首。
以王安石的新法，喻兴是可以减刑的，但郑獬却拒绝按照新法判决，甚至公开叫板王安石，要面见宋神宗，重开这条新法的讨论。
此举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虽然二人关系有所缓和，虽然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但政治路线的不同，注定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随后王安石趁富弼和曾公亮不在中枢之际，越俎代庖，贬谪郑獬为杭州知州，后贬为青州知州。
而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王安石颁布青苗法，要求各地实施。
所谓“青苗法”，其实就是官府为无种子，无现钱的百姓提供粮食和资金，取息二分，让他们能够耕作，到了秋收的时候，在还给官府，这条新法出台的本意，就是针对地主豪强对当地百信的盘剥，抑制土地兼并的。
不过为了防止百姓还不上，特地为农户划分等级，其中最高的可以一次性借款十五贯，最低的只能借一贯。
只是想法虽好，但执行起来却有难度。
毕竟家境殷实的农户，不愿意借贷，而家里不富裕的借贷后很容易还不起，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此项政策，严重侵害了包括勋贵豪强在内的大小地主的利益，也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内容
另外，地方官员，也会趁机中饱私囊，比如强迫富户贷款，到期后提高还贷利息，多余钱的钱，就进入他们的腰包，因而“青苗法”有了“散青苗”的别称。
本来郑獬就反对新法，加上“青苗法”实施期间，不如预期，直接停了“青苗法”，并借口生病，请求辞官。
王安石得知后，大为恼怒，认为郑獬是故意反对新法而拒绝实施的，既然郑獬要辞官，那就偏不让他辞官，反而让他担任提举南京鸿庆宫，也就是负责祭祀赵宋先祖，属于闲散的官员，远不如知州。
而在任上没几年，郑獬就去世了。
郑獬虽然是守旧派，但为官清廉，去世后，家里都没钱为他办理丧事，其棺材停放在寺庙里一放就是十几年，还是同僚好友滕甫担任安州的时候，才安排下葬。
从主动让位且多次上书可以看出，郑獬在做官和政治头脑上，还是很有一套的，不然也不会担任翰林学士和权知开封府的高位。
但做官，光有政治头脑还不行，还得把握当下和未来的政治路线走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长的政治生命。
毕竟政治斗争最残酷的，从来都是路线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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