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钱，此人一句话没问就说：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
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前言：1951年深秋，杜月笙坐在藤椅上，桌上摆着一碗白粥和一碟咸菜，这和他在上海时每餐必有鲍参翅肚的日子差了十万八千里。
管家刚进来报，这个月的房租还没凑齐——自从1949年从上海来香港，昔日上海皇帝的排场早被现实磨得只剩空壳。
他摸出通讯录，上面记着十几个当年的门生故吏，可前几次托人借钱，不是被暂无余资推脱就是连面都见不到。
这次他犹豫了很久才让司机把车开到铜锣湾——那里住着刘航琛，一个和他有过生死交情的人。
杜月笙初到香港时还想维持几分大佬派头，他在九龙租了套带花园的公寓，家里留着五个佣人，逢年过节还请昔日旧部吃饭。
可他在上海的产业要么被没收，要么被低价变卖，没了收入来源，一大家子三十多口人的开销很快就把他带来的现款耗光了。
1950年冬天，他不得不把花园公寓退了搬到更小的单元楼，佣人也只留了两个。
最让他难受的是人情冷暖，以前在上海，他一句杜先生有交代，多少人抢着办事。
可到了香港，他去见以前认识的港商，对方连办公室都不让他进。
有个曾靠他搭桥做成大生意的绸缎商接到他的电话，只说最近资金周转困难就匆匆挂了。
杜月笙心里清楚，不是这些人没钱，是他没了利用价值。
港英政府对他这种大陆旧势力本就警惕，青帮在香港又没根基，那些昔日的朋友，怕和他扯上关系惹麻烦。
几次碰壁后他连出门的心思都少了，每天就坐在家里看报纸，翻以前的照片。
照片里他和蒋介石、黄金荣并肩，上海滩的霓虹灯在身后闪烁，再看看眼前的白粥咸菜，心里不是滋味。
司机把车停在刘航琛家楼下，没等多久刘航琛就亲自迎了出来，他穿着藏青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和杜月笙记忆里重庆时的模样没太大变化。
月笙兄，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航琛笑着拍他的肩膀，语气自然，没有半分轻视。
进了客厅，佣人端上普洱茶，刘航琛没提借钱的事，反而聊起了1938年的武汉：
那年你组织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给前线送了不少药品，我还记得我从重庆调的一批纱布，还是你派人护送到前线的。
杜月笙愣了愣，没想到刘航琛还记得这些。
他在武汉协助抗日，刘航琛当时负责调配物资，两人那时虽有交集，却不算深，真正的交情是重庆那次绑票。
说起来，还是航琛兄你够意思，杜月笙端起茶杯语气里带着感慨。
那年他在重庆被绑，绑匪要四十万赎金，他却开口要给九十万让刘航琛帮忙准备。
当时刘航琛刚认识他，当天就从自己的银行里提了钱还亲自送到绑匪指定的地点。
刘航琛听他提起绑票的事，笑了笑，那时候国难当头，咱们能帮就帮，哪想那么多。
说着他话锋一转：我听人说，你在香港住得不太习惯。
杜月笙抿了口茶，没直接说缺钱，只含糊道：还行，就是孩子们上学、家里的开销，有点紧。
刘航琛没追问，起身从书房拿了一张支票和一支钢笔，放在杜月笙面前：
月笙兄，我知道你性子傲，不轻易开口，这张支票你拿着，要多少你自己填。
杜月笙看着那张空白支票，他没想到刘航琛连借钱的原因都没问，就这么信他。
以前在上海，他给别人开支票时从不犹豫，现在轮到自己拿别人的空白支票，心里五味杂陈。
刘航琛敢这么做，不只是因为和杜月笙有生死交情，还因为他在香港有自己的实业，有能力帮衬。
他本就是民国时期的财政能人，抗战时刘航琛在重庆创办了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还掌控着几家实业公司，人脉和财力都很雄厚。
1949年后刘航琛来香港，在香港开了纺织厂和贸易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手头不缺现金。
更重要的是刘航琛重情义，不是那种拜高踩低的人，抗战期间他帮过不少像杜月笙这样的爱国人士。
有次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在重庆缺经费，刘航琛二话不说就捐了五万块。
反观那些拒绝杜月笙的人，要么是在上海时就靠投机起家，要么是在香港根基不稳，怕被港英政府盯上。
比如有个曾靠杜月笙拿到法租界鸦片生意的商人，在香港做珠宝生意，怕和杜月笙扯上关系被港英政府查，连电话都不敢接。
杜月笙拿着支票没填太多，只写了五千港币，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填点钱，
他只说：人家信你，你不能贪心，在他心里就算落了难，江湖人的体面不能丢。
他用这笔钱付了房租，又给生病的妻子买了药，剩下的钱，还偷偷接济了两个来香港投奔他的旧部。
1951年冬天，杜月笙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刘航琛听说后，还派医生来给他看病，又送了些补品。
有次医生说需要进口药，刘航琛直接让人从自己的公司里调，没让杜月笙花钱。
杜月笙临终前让家人把刘航琛给的那张支票存根找出来，放在自己的灵前，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朋友没几个，航琛兄算一个。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不是说杜月笙多值得同情，而是刘航琛的选择让我们看到：
不管时代怎么变，情义从来不是看你风光时有多热闹，而是看你落难时，有没有人愿意对你说一句要多少，自己填。
参考资料：1. 杜月笙口述、陆京士整理：《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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