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父子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极刑处置三人，死刑三人
1962年2月10日深夜，宪兵队灯火通明。“姓什么？”审讯官抬头。“宋，宋景松。”回答带着喘息。那一刻，没有人想到，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会成为蒋经国亲签极刑的第一人。当时的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最紧绷的神经上。1949年撤退以来，蒋介石既惧怕解放军渡海，也惧怕岛内再闹出类似“二二八”的风潮，于是将“防共”“反分裂”并列最高戒备。1949年5月实施的《台湾省戒严令》给了他几乎无所不用的权力：军事法庭、密捕、速审、枪决，有时候一纸批示比子弹更冷。
简单翻检官方档案可发现，以“叛乱”“分裂”名义遭到极刑的共有六人，其中三人当天就押赴刑场，“人别过，枯树下枪响”；余下三人虽判处死刑，却在行刑前被改为无期或重刑。外界常把这两批人混为一谈，其实差别很大：前者是“样板”，后者是“储备筹码”，蒋经国留着“看风向”。
第一批“样板”是宋景松、陈三兴、郑评。三人互不相属，却拥有惊人相似的轨迹：少年时都混迹学生社团，口号激进，动手能力却贫乏。1959年陈三兴把“学进会”改成“台湾民主同盟”，自拟党纲，大肆张罗印传单。跟他一见如故的宋景松原本就是街头“前科仔”，突击写了份《独立宣言》，署名还学美国独立战争那一套。表面看热闹，实则不堪一击。可是蒋经国要的不是“强敌”，而是“吓头”。1962年高雄体育场集会刚贴出海报，情报部门立即收网，35人连夜押送景美军法处。三天审讯，四天结案，陈、宋各加“一等叛乱罪”，枪决。官方新闻四行字，外加一句“以儆效尤”。
郑评的案子稍复杂。1964年，他受基督教协会派往日本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在东京结识史明。这位史明身在日本，却在筹钱、拉人、印书，打算越洋点燃“台湾共和国”之火。郑评回台后几次暗中接头，却被自己偷偷写的工作笔记出卖。侦讯记录透露，他甚至尝试联系台南空军修护大队，企图“借几颗炸弹”。这条线索触动蒋介石：万一真有人炸机场，后果不堪设想。1965年4月，郑评被以“预备叛乱”枪决，卷宗编号0043，成为第三个“零缓期”行刑者。
接下来是另一批被判死刑却暂缓执行的人：吕国禄、林清岳、洪哲生。三人案件跨度从1966到1972。吕国禄本是大学助教，写过《台湾人自救宣言》；林清岳是海关职员，被指向海外邮寄爆炸草图；洪哲生则是北部一家印刷厂的小股东，暗中帮忙印“建国钞票”。判决书极尽严厉，但蒋经国并未下达终审枪决。他的算盘很直白：这些人跟海外“民进会”保持联系，暂留一命方便往返通气。1975年蒋介石逝世，新的政治氛围让三人刑期陆续减为十五年至无期。
为什么只杀三人就够？从战术上说，蒋经国深谙心理威慑。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杀一可止百，杀百怯千，惟杀不可滥。”意思不难猜：若处决太多，血腥味会倒逼同情；少量极刑配合持续监控，反而让大多数人心惊肉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低投入高收益”。
另一方面，他还顾及外部观感。美国长期援助台湾，却对人权议题指手画脚。蒋经国需要在“强硬”和“可信赖”之间游走。于是你会看到离岛外海天天炮操，却又默许“对岸报社”偶尔探访监狱；山头批判“台独”声嘶力竭，台北宾馆里的外交酒会照开。这种“软硬两手”策略，对六十年代的国际环境而言颇为奏效。
事情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局面悄悄改变。中美建交、联合国2758号决议让“中华民国”席位丢失，岛内高压笼罩却难挡意识形态裂缝。蒋经国没有再度大开杀戒，他采用“有限开放”加“情治渗透”新手法：解除部分报禁、允许党外人士组刊，但暗线监控升级。讽刺的是，这种半开放反而提供了“台独”新舞台。1986年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对面草坪宣告成立，警车环绕，最后却没有逮捕任何核心成员。老一辈军官私下咂舌：“若放在1962年，早拉去绿岛了。”
站在今天回看那份六人名单，有人被风浪裹挟，有人真心相信“独立”，也有人纯粹江湖骗徒。可无论动机如何，蒋氏父子用的是同一把标尺——维护“一个中国”的掌控权。不得不说，这把尺子在特定年代确实奏效；但时代终究会长出新的问题，新答案不再只是“枪决”两字。
笔者翻阅多份案卷，有个细节很刺目：宋景松临刑前用粉笔在囚室墙上画了一支手枪，旁边写下“枪口朝外”。牢头回忆，这小子最后还对同囚人挤出一句玩笑：“省子弹，点射就行。”那是一个狂热却又稚气的灵魂，一声冷枪收场。极端与悲凉交织，构成那个年代最沉重的注脚。
人们常问：蒋氏父子究竟“镇压”了多少人？若仅以“台独”名义被判极刑而言，枪响确凿的三声，再加三张缓期死刑判决书。数字并不庞大，却足够在岛上形成长达几十年的阴影。军法成了政治光谱的一端，感恩节前夜的特赦公告则成了另一端。两端来回摆动，维系着蒋氏时代的台湾政治节奏。
今天，再走进高雄那座老体育场，只剩残破看台。草地上偶尔有学生踢球，谁也不知道脚下曾经铺设过临时讲台，更无人记得讲台旁边的《台湾共和宣言》。铭牌被拆、档案上锁，可历史从不因人为遮蔽而消失。六个名字，一份冷冰冰的数字，足以提醒世人：当年蒋氏父子的子弹冲着的是何种声音，又为何选择“三枪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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